作者：沈皓（美國德拉瓦大學化學與生物分子工程博士候選人）
各位長輩們：
身為你們眼中的小孩，我來講點我們的成長背景。
我是個生於戒嚴時代末期的孩子，出生時白色恐怖的陰霾仍未退散。牙牙學語後，酒酣耳熱的大人們桌上討論著政治，卻轉頭過來嚴正訓誡小孩有耳無嘴，出去外面不要亂講話。在我的成長過程中這個社會漸漸有了言論跟政黨政治自由，電視開始播送國會打架的畫面，那時候當然不懂他們在打些什麼，就會問自己的長輩，但得到的回答是「小孩別管，長大就懂了」。
有一次我爸看了報紙，搖搖頭嘆了口長氣說：「一個亂黨，一個爛黨」。那口氣嘆得很深很深，似乎對有些事很不滿意，自己卻完全無能為力。但真的是這樣嗎？反正不管這些政治的事怎麼搞的，慢慢地我的家人不用擔心我在外面講錯話，我的祖父可以回中國探親，家人們也在 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熱烈地著棄保效應。
太陽花學運爆發以來，馬政府一再恫嚇說：服貿不過，台灣就沒有國際競爭力，三年內必然會被邊緣化。這種話，聽幾遍，笑笑可以；聽多了，耳朵長鹿茸，不清乾淨，愧對所學。
退回服貿，影響的是中國化。台灣如果拒絕中國化，中國就會阻攔他的貿易夥伴和我們簽訂自由貿易協定，此乃台灣在國際處境上的悲哀。但是悲哀不等於邊緣化，即便沒有自由貿易協定，台灣也不會因此邊緣化！
自由貿易協定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關稅減讓。減讓的幅度？約為3％至7％。不過，關稅不是我們付的，是外國的進口商在進口台灣產品時付給該國海關的租稅。所以，任何國家與台灣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這個國家就是在對其本國的進口商減稅，而非對台灣的出口商減稅，因為不論有無自由貿易協定，台灣原本就不需要繳納任何的關稅給外國的海關。
以ECFA為例，台灣出口到中國的商品如免關稅，中國廠商進口這些產品時就不必繳納關稅給他們的政府，受益者當然是中國進口商。然馬政府卻說ECFA可以替台灣節省三千億元的關稅。姑且不論這項數字有多誇張，其觀念是錯誤的，因為台灣出口商品既然沒有付關稅，從何「節省」三千億元的關稅支出？所以，真相只有一個：中國確實「讓利」，「讓利」給自家的進口商。
惟關稅乃進口成本之一，免除關稅能使外國人多買台灣製品，此其利也。因此，當韓國身懷一疊自由貿易協定，台灣卻寥寥無幾時，局勢確實不妙。但台灣就因此無法與韓國競爭了嗎？不然！因為如果我們的品質比韓國好，成本高一些（高出3％至7％），一樣熱銷。真正應該擔心的是，品質比人差，成本又比人家高。所以，關鍵不在自由貿易協定的有無，而在競爭力的高低。
馬政府從總統馬英九、行政院長江宜樺，一直到經濟部長張家祝，沒有一個人是經貿背景出身；馬江念法學院，大一應該修過經濟學，而張家祝念的是土木與交通，可能連大一經濟學的程度都沒有。
網路上很多反服貿懶人包，也有很多是針對反服貿的懶人包所提出的「反反」懶人包。事實上，服貿非常複雜，看懶人包並沒有什麼錯，因為服貿就是必須由專業人士出面講給大家理解的東西，不看懶人包，難道要叫大家自己去看那個看不懂的開放表？雖然「資訊透明化」原本是政府應該要做的事，但既然政府只有一個不斷自婊的報告，我們只好自立更生。
我先說我的立場：我贊成貿易條款的訂定，但我反對黑箱作業，也反對隨隨便便地跟一個對台灣宣稱主權的國家做出貿易協議。我們遲早要面對中國，但不代表我們跟他們每次談判就要脫光衣服。現在談判的結果，我根本合理懷疑中國持有馬英九的裸照。
以下我們來看看這禮拜的各種攻擊。完整的論述正在由團隊產出，這邊是我自己的意見。
就是因為不是法律，所以我們需要一個轉換過程。這個轉換過程就是立法院的審議。立法院審完了，才對台灣這塊土地發生效力。有人會說，不是有法條說放在那邊備查就好了嗎？這是完全錯誤的觀念，因為那個法條是指在「特定情況」才能備查，但服貿完全不符合那個特定情況。很多懶人包都只故意擷取那個「特定情況」，非常靠邀。
那我們該怎麼辦？我們翻遍法條發現：竟然沒有任何一部法律可以用！所以連「怎麼審」我們都不知道！這根本耍白吃啊，比賽沒有規則要怎麼進行？所以不要再討論要不要逐條審（這在委員會和院會也不同，也跟立法委員專業度有關），先把法律訂出來，法律就會告訴我們怎麼審，這個法律，就是「兩岸協議監督條例」。這個條例很重要，因為除了立法事後的審議，行政機關在跟外國協商時，立法機關更需要有一個法律，讓他們有「事中監督」的機會。
在中華民國國會殿堂裡的同學：
周星馳的《月宮寶盒》裡，有一段很經典的畫面，就是唐僧對著牛魔王派來看管他的兩個小魔不斷地反覆嘮叨同樣的話，最後那兩位小弟被唸得受不了了，乾脆拔刀自殺。那麼溫柔的反覆叮嚀，最後能把人逼死，所以我稱之謂「另類語言暴力」。
看完馬總統的三十五鐘記者會，我馬上想到了這也是「另類語言暴力」。學生佔領國會五天後，他終於要說明他對服貿的看法，舉國甚至舉世關注，結果他出場講的所有的話都是過去所講過的東西，內容及語氣都不斷跳針。難怪當他只想回答三個問題就開溜的時候差點引起記者的騷動，勉強多回答了三個問題要離開的時候，仍然多人嗆聲。
政府一再重複講自己想講的東西，始終不肯針對別人的質疑正面回應，是服貿協議爭議從去年六月底至今，九個月時間裡讓風暴越演越大的根本原因。他們這種發言，我曾經稱之為「答錄機語言」，就是每次都重複自己固定那幾句話。我還認識一位朋友形容為「密室迴音」式發言，也就是把門窗緊密，完全不理會外界，然後自己講得越來越大聲，就自覺得越來越理直氣壯。
江院長昨天用的，也是這個套路。
總統馬英九今日(323)召開國際記者會回應佔領立法院學生的訴求，簡單的說就是否決學生關於退回服貿與先制定兩案協議監督條例的兩點訴求。馬總統並特別
強調「沒有法治就沒有民主」，認為學生佔領立院，癱瘓國會的作法是犧牲法治，民主也將不保，並強調總統必須依據憲法捍衛民主與堅持法治。
我同意「沒有法治就沒有民主」的說法，但身為法律人的總統卻給國人一個最謬誤的法律教育。這句話講的是國家要守法，因為民主國家就是透過人民選出代議士，
制定多數人能接受的法律來治理人民，並要求國家要依據法律來施政，也只能依據法律才能處罰違法的人民。
如果國家不守法，就成了「沒有法治」的國家，當國家不遵從人民制定出來的法規範，一意孤行遂行執政者的自我意志，那就不是法治國家，沒了法治的國家，就不是民主國家，是極權專制國家。
周偉航
我這學期的修課學生總數，約有七百五十人。
我在教室容量許可的範圍內儘可能加簽，才會這麼多人。也因為這樣，我每週都要批改如山的隨堂作業。每一張紙，都代表一位用筆與我溝通的學生，他們一週週的不斷藉此講述自己的人生。
每學期的修課人數都在這數字上下。看了這麼多年的作業，從這些學生的字裡行間，一種無可奈何的鬱悶感越來越強烈。從幾個人，傳到一整間教室之內，再從這個學校，擴散到那個學校。
他們是三十五歲以下的鬱悶世代。
呂秋遠
1990 年，那一年我就讀建國中學，恰好是高一。在 3 月中的下午，某科老師淡淡的走上講台，然後問我們：「知不知道有學生運動？」；當時大部分的同學對此一知半解，更不知道抗議什麼。然而，老師問完這個問題以後，就走下講台說，「你們的教室在中正紀念堂，我這堂課不上了。不用請公假，直接去報到！」
同學們歡聲雷動，老師默默的走了出去。當然不是每個同學都對這樣的議題有興趣。有人自修、有人去打籃球，而我們幾個同學就這麼相約一起到中正紀念堂，見證了這一代年輕人引以自豪的野百合運動。
「野百合運動」又名「三月學運」。1990 年 3 月 13 日，40 年來未曾改選過的國民大會，自行通過「臨時條款修正案」，將 1986 年增額代表的任期延長為 9 年。對此，有將近六千名來自臺灣南北各地的大學生，自 3 月 16 日起集結在中正紀念堂廣場上靜坐抗議，他們提出「解散國民大會」、「廢除臨時條款」、「召開國是會議」以及「政經改革時間表」等四大訴求。
學生為了反對服貿協議攻佔立法院，不僅創下首例，舉世注目，而且年輕人表現更是超乎預期。許多人睜大眼睛，不敢相信，但事實擺在眼前，不是只有少數青年具有領導風範，而是一整個年輕世代的崛起，把他們的長輩和長長輩，都拋在後頭。
占領立法院的確震撼，但還不算是最艱難的任務，更大的考驗是他們占領後的行動。
曾參與野百合學運的周奕成說，他曾經進入立法院議場了解情況，卻觀察到一個驚人的現象，即立法院議場完全由學生治理，所有入口都有學生把關，因此警察也不能隨意進出議場。學生要求，警察進議場換班時，出去多少人，就只能進來多少人。
「當時正逢警察交班，警察出去30人，但進來的警察卻偷吃步，用快跑的方式，進來了36人，也就是多6人。清點人數的學生發現後立即抗議，要求多出的6人必須離開。」周奕成說，警察必須接受學生的規制，「這簡直是破天荒的第一次。」
部分媒體批評有政黨在背後鼓動支持，但是現場看到的是，在野黨立委能作的，其實只是幫學生看看門，協助交涉或提供資源的挹注，除此之外，他們什麼也不能做。
剛從立法院旁的場域回來, 心裡的感想只有「感動」二字, 而且是那種被感動到不曉得該用何種形容詞來描述的感動!
這場發生在2014早春的三月學運絕絕對對的「完勝」24年前我們親身參與的三月學運! 舉凡從組織動員, 現場井然有序的分工, 對現場數個舞台多元內容表達的包容, 參與者的熱情與行動力, 場內場外運動者的分進合集, 激情卻又不失理性的現場指揮等等, 每一點都徹底的超越那24年前發生在中正廟前的三月學運!
（貿易與經濟的角度。轉自王乾任的臉書，以下引述內文）
2010年以前，台灣還未和中國簽定ECFA貿易協定，其實台灣對中國的出口比重就已經快速成長，從2000年的2.5%，快速躍升到2010年的26%以上，這段時間除了新加坡和南韓出口比重稍微增加以外，中國占了台灣出口成長最大的空間，台灣出口到中國市場的依賴度大幅提升
（中略）台灣鎖國的時間點確實是2000年，但不是因為台灣不和外國貿易，而是台灣只集中和中國貿易，鎖在中國，如今台灣經濟成長有部分已經被中國牽制，即使台灣和中國貿易總額有成長，但台灣從中國所賺到的出超財，早已大不如前，因為當台灣企圖要賺中國貿易出超的同時，中國卻擴大進口商品到台灣。
（今日熱文，馬政府邀請的英國學者，詳述服貿的荒謬性。轉自何榮幸的臉書，以下引述內文）
去年夏天我受邀至台灣的政府部門討論服貿協議，為其草率感到相當震驚，因為許多涉及重要且敏感的部門並沒有經過審慎的調查與評估，政府並沒有更仔細的檢視這個協議一旦通過所帶來經濟上隱含的意義和後果。
乍聞「只看結果，否則唯你是問！」，令人彷若置身宮廷帝王時代，據報導竟然是總統馬英九日前下達指令時的措辭。跳樑小丑般的執政黨團果然開始撕毀朝野共識、企圖讓兩岸服貿自動生效，瞬間引爆公民與學生運動風潮。不難想像接下來執政當局會動用所有宣傳力量，向社會繼續灌輸「服貿不過，台灣經濟沒有未來」的洗腦符咒，來合理化其黑箱作業與霸凌民主的惡行。換言之，經濟利益會被拿來當作藉口，就像流行體罰的時代說法：「打你是為了你好」。因此服貿這件事至少有兩重層面必須探討：第一是「我被打了之後真的會更好嗎？」，亦即失去民主，就能換來經濟利益嗎？第二是「讓我更好的方法只有打我嗎？」也就是政府振興經濟的手段，只剩下透過強暴民主的方式來推動的兩岸服貿嗎？本文強烈認為兩者皆非。
反對體罰的人士都知道，對學童施加體罰、強迫學習固然可以立即見效，但是長期下來會造成心靈創傷與人格扭曲，妨礙培養主動學習能力，而後者，才是影響學童一生成就與幸福感的關鍵。執政黨強推服貿的方式，無異於對台灣社會施暴：它假道德之名強調一切是為你好，同時又說不出到底好在哪裡（連蒼白的經濟模型都無法證明能帶來好處），於是只好胡亂縐說因為隔壁家的也這麼做（南韓簽了許多FTA），不跟著做就必須接受處罰。
這套邏輯理路有兩大問題，首先它反映了非常狹隘的功利主義，其次是它忽略了社會團結與主體能動性對創新經濟的重要性。眾所皆知，面對全球化競爭，台灣經濟亟需轉型至創新驅動的階段，但是服貿的內涵與推動方式，恰巧與創新經濟所需要的社會條件背道而馳。回溯絕大多數重大創新的源頭，其實是「價值驅動」：是純粹追求知識的熱情，是工藝究極的達人精神，是維護國家安全的軍事科技，是美學至上的唯美主義，是實踐能源自主的環保運動，是落實產業民主的合作經濟…。
實踐這些價值的動機，通常超越商業利益，因為發明創新很難單靠天才腦海中的絕妙主意就能達成，它需要一個強大公共體系的長期支持才能具體化為商機，而只有少數者能夠獲利的商業模式，並無法構成公共體系支持的基礎。準此，一個社會要想進入創新驅動模式，必須具有深厚的科技實力、多元的價值體系與緊密的社會組織，這些條件需要在一個重視社會團結與主體能動性的環境中才能培養出來。缺乏這些條件的經濟體系，斷難擁有足夠的動態創新能力。
由此觀之，以破壞社會互信、架空民主為代價的任何經濟措施，例如服貿協議，結果只會扼殺經濟活力。證諸歷史，威權或殖民體制確實並非無法帶來經濟成長，但是建立在打壓人權、否定主體性與瓦解社會信任之上的成長模式，先天上便缺乏創新與調適能力，其表現往往如曇花一現。
國會議場裡的學生要求與馬英九對話，馬英九笑而不答。這肢體語言，看得懂的，就知道：馬英九心底，隨時想驅離淨空學生。但是，這個失人望的總統，目前，不想自己動手，於是先宣稱「國會自治」，推給國會議長，施壓王金平要「處理」，今天要開院際調解會議，要大家一起背書，這是他的第一招。
這一招，歷史早有答案。不要忘記，馬英九曾經有三次「清場」的紀錄，第一次，二○○○年，要老李下台，二是二○○四年連宋支持者占據凱道，三是要阿扁下台的紅衫軍事件。台北市長任內的「秩序」觀，就是他的價值觀。而且，很顯然，如果真尊重國會，怎會有下令服貿六月一定要過的軍令，又怎會有若辦不成，唯林鴻池是問的霸道？
這次，馬英九想儘快恢復「國會秩序」，不只是排除學運對服貿協議的掣肘，他還想進一步確立國會內此後的警察權動用慣例。但就這點，王金平目前踩得很硬，那就是警察權的對象是議事中的立委，目前學生的占領，則是治安範疇，由行政院決定，不是立法院的事。
即因踢到鐵板，才有馬英九想要出面「調解」的發展，因為，按照他的「情緒」，對學生的「挑釁」，他早就已經「受不了」了。因此，今天府方會議後，全民必須對立法院現場的變化隨時提高「戒備」，以有效保護學生。
但問題是，服貿審議違背程序正義，罪魁禍首是馬英九與國民黨，不是院際糾紛，解鈴不找繫鈴人，正是其一貫的不沾鍋、推責任。這是一錯再錯。
上週和幾位學界朋友討論兩岸服貿協議審查進度時，大家雖關切國會是否將敷衍了事，但至少還懷抱些許實質審查的期待，因此，我根本難以相信週一下午立法院委員會聯席會議是在毫無討論的情況下，作成「本案已逾三個月期限，依法視為已經審查，送院會存查」的決議。當本該實質審查的重大法案，透過召集委員的喃喃自語在三十秒鐘內變得違法違憲卻毫無轉圜餘地時，我們唯一的選擇，是在立法院前開始靜坐抗議。
我很清楚自己的抗議是起於身為公法學者的最終紅線遭到冒犯，而隔天晚上大批學生進入立法院議場時，在稍感意外之餘，我選擇立即釋懷與致敬。畢竟，年輕人面對這個說謊耍賴成性的政府，以「佔領」逼迫其給個起碼的交代，該是不得已但唯一的選擇。
當馬總統要求大家溫和理性和別做歷史罪人時，我的疑惑是，當政府悍然拒絕提供正確資訊給人民當作溝通對話基礎時，到底有何道德正當性可以轉而指責前途無望、怨懟滿腹的年輕人？當馬總統誓言台灣必須向國際社會展現貿易自由化決心時，怎不向大家清楚解釋何以台灣與中國簽署的ECFA，遲遲不通知WTO？難道馬總統是以明顯違反WTO協定相關義務的方式來展現決心。
我雙手雙腳贊同，簽訂對等、尊重國內產業分配正義、民主安全和言論自由的貿易協定。好的貿易協定，對台灣整體而言，可能是大利多，絕對要好好認真地談。
可是，為什麼馬政府的服貿協議，從頭到尾都要用謊言包裝：
謊言一、「協議」不可能是行政命令，馬政府卻要指鹿為馬，硬指它是行政命令，規避立法院審查。為什麼馬政府要大刺刺說謊？
謊言二、服貿開放公路客運的轉運站、車站、調度站公路橋樑及隧道管理等等交通戰略要點的相關服務業，給中資經營。學者發聲質疑，馬政府第一時間矢口否認，絕無開放，絕無此事。學者拿出白紙黑字和國際貿易協定的項目說明，再高聲質疑。一個多禮拜後，馬政府改口說，確有此事，可是聲稱中國也開放給我們啊。我們先不問，如果中資可以經營ETC，台灣高速公路上所有車輛的資訊都掌握在中國手上。我們也先不問，台灣會不會去掌握中國港口隧道橋梁要衝威脅中國安全。關鍵是，為什麼馬政府第一時間要說謊，說沒有開放？
謊言三、公聽會中，專家和民團要求馬政府公佈當初服貿協議的協商開會內容。馬政府說，沒有國家會公佈貿易協議的開會內容。可是專家和民團立指韓國日本等諸國簽訂FTA，都把完整協商開會內容完全公佈在網路上，哪有別的國家不公佈？馬政府改口說，「國情不同」。我們先擱置什麼國情不同。為什麼馬政府第一時間要說謊，說國際都不公佈？
「黑色島國青年陣線」等學生與社會團體，三月十八日晚間衝進立法院並占據議場，抗議國民黨將黑箱服貿協議逕送院會「存查」，昨天紛紛登上國際重要媒體的版面與頻道，引起了相當程度的重視。但是，他們抗議的對象馬英九總統，在為國民黨立院黨團幹部授證時，卻要求黨籍立委「全力以赴」，務必要讓服貿協議在這會期過關，對抗議學生的訴求，完全置若罔聞。
學生的訴求是什麼？一名年輕人於三一八當晚，對著坐在議場門口聲援的反對黨菁英們控訴：「我如果早生三十年，絕不會把這樣的國家，留給我的下一代」。這段當頭棒喝，正是馬英九這些年來的「傑作」；而馬英九現在要繼續摧毀這個國家，是因為他的下一代早就遠走高飛，不需要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安身立命。
對於台灣新一代的挺身而出，馬英九要求國會議長「依法處理」，內政部與警政署所謂「對違法脫序要嚴正執法」，我們必須嚴正警告馬政府：領人民糧餉的公僕，沒有資格在違反民主原則的獨裁於先，膽敢對國家主人的孩子動用暴力；這些國家未來的主人，有權力決定自己的未來，倘若官逼民反，花朵與顏色革命有可能隨時都會瞬間降臨。
在這個歷史是否再造的關鍵時刻，這個世代的大人們，與其分站正反兩方對立，應該一起好好讀讀這些孩子們所發表的「三一八青年占領立法院，反對黑箱服貿行動宣言」，詳細了解他們到底在焦慮什麼？我們到底要留下什麼樣的未來給他們？是康莊活路、還是死路一條？我們是搜刮台灣下一代所有機會的出賣者，還是強力捍衛先人留下美麗島這珍貴的祖產，好好交在下一代手中，請他們一棒交一棒地留給萬代子孫？
檢視占領國會的學生訴求，有三項非常清晰的重點：第一，他們強烈抗議以馬英九為首的少數執政者挾持國會、未經實質審查，粗暴通過服貿協議，違背先前逐條審查的決議。他們擔心影響台灣經濟自主，未來被粗暴斷送，因此必須代表人民奪回立法院。
學生和抗議者佔領了台灣國會，他們宣稱國會是人民的。
他們可能遲早會被清場，國會將會恢復秩序，重新屬於政客們的權力交易場。但是這個佔領行動的象徵意義是深遠的。
台灣的民主早已異化。人們推翻了威權體制，期盼著新民主體制下，公民可以有更多知情權，可以有更充分參與公共政策的機會，可以更能監督我們在行政和立法機構經由選舉選出的代理人──亦即，公民可以真正作為公民，來決定這個國家的政策。但事實是，我們把權力交給了政客，讓他們把政治領域建造為一座巨大的的利益競技場，他們隱瞞各種資訊、操弄制度，推動他們的議程──不利於大多數人民、只有利於少數政治經濟菁英的議程。
在民主化後的一段時間中，我們更多把自己當做選民，而不是完整意義上的公民──當然這有長期威權歷史的因素，包括舊時代的價值和利益集團的延續，也有我們對政治偶像過多的期待與情感（不論阿扁或阿九），更有在許多民主化後國家都出現的普遍現象，亦即民主轉型後民眾的熱情會暫時冷卻。
於是，過去幾年，看到政治人物越來越傲慢，政策越來越天怒人怨，尤其是當馬政府積極推動兩岸新政策時，理應要累積更多的社會共識。
「服貿協議」對台灣到底是好還是壞，是可以討論的事情。但不管你贊成或反對「服貿協議」，任何一個稍具理智的人都不會同意立法院前天對服貿協議的處理方式，更不可能同意：「服貿協議」是行政命令。
國民黨政策會執行長林鴻池昨天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他不能說「服貿協議」是行政命令或條約，因為不管說哪一個他都會掉入陷阱。但作為人民，我們不得不問，這到底是哪一種啞謎？如果國會議員不知道他正在審查什麼，那麼他到底是依據哪一條法律，哪一種程序在行使職權？
事實上，前天內政委員會召委張慶忠在強力將「服貿協議」送出委員會時，就已經表示：「服貿協議」付委超過三個月，依照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視為已審查，接下來只需送立法院院會存查即可。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裡面，規定「超過三個月視為已審查」的只有行政命令。如果不是依照行政命令的審查程序，難道是違法審查嗎？還是說立法院自己有隱藏版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
事實勝於雄辯，立法院國民黨團的處理方式就是把「服貿協議」當成行政命令。但為什麼敢做卻不敢承認？因為「服貿協議」根本就不是行政命令。
首先，依照中央法規標準法，行政命令只有七種名稱：如果不是叫規程、規則、細則、辦法、綱要、標準，就只能叫準則。「服貿協議」的名字白紙黑字寫得很清楚，它叫「協議」，不在上述七種名稱之中。如果把它當成行政命令，直接違反了中央法規標準法。
如果以佔領立法院行動這個事件來看，可以很明確地下一個論斷：台灣的（代議）民主確實已經失靈，不僅如此，法治也失靈。民主失靈的癥狀很清楚：把本來應該透過民主機制審理的議案，經由政黨的政治力趕出民主審議之外。這等於宣告政黨的政治力取代民主體制而享有對國家事務的決定權，並且是獨斷的決定權。如此，民主怎麼不失靈？
更極端的是，本來從法的角度，服貿協議並沒有出委員會，因為，一串沒有任何證明，也沒有任何人理解的喃喃聲，根本不是一個法律行為，也不可能使服貿審查程序發生法律變化，但這個基本的法規則對於國民黨已經沒有任何規範力。當一個執政黨拒絕承認民主規則，也拒絕承認法律規則，而沒有任何體制環節可以抵擋它時（連勉強扮演這個角色的黨團協商也失去拘束力），法治如何不失靈？
民主除了是一種機制，也是一種內在規範。當執政者的內在規範解體而仍繼續執政時，民主也就解體。今天的台灣就是如此。那麼，對眼前如此鮮明的民主失靈現象，為何會有人覺得難解？唯一的原因，就是對於在這個事件中，沒有認清民主與法治之路被阻絕的事實。之所以沒有認清，很可能便是誤信了執政黨傳播的假知識：國民黨所謂「服貿是行政命令」、「行政權專屬」、「國會無權逐條審查」等等都是虛假與混淆的說法。
其實，服貿並不是唯一的例子。美牛案的決策，其實也是一樣的民主失靈，之所以沒有引發占領行動，原因只在於事件規模不同而已。所以，當我們說服貿事件是一個臨界點時，同時也意味著台灣的民主失靈已經很久。如果還要追問背後的因素，則問題可又多了。媒體沒有能力或不願意揭露事實，人民繼續投票讓早已失去民主內在規範的政黨執政，失能的在野黨，少數權很難得到政治代理的機會，黨政不分，民主轉型不完全，乃至於憲政體制不良等等，既是因，又是果。台灣的民主痼疾不革除，我們就還要繼續民主失靈下去。然而，面對當前民主失靈的急症，如果執政者不回頭，後果恐怕真的會很可悲。
＊作者為台灣守護民主平台理事／中原大學財經法律學系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