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沈皓(美國德拉瓦大學化學與生物分子工程博士候選人)
各位長輩們:
身為你們眼中的小孩,我來講點我們的成長背景。
我是個生於戒嚴時代末期的孩子,出生時白色恐怖的陰霾仍未退散。牙牙學語後,酒酣耳熱的大人們桌上討論著政治,卻轉頭過來嚴正訓誡小孩有耳無嘴,出去外面不要亂講話。在我的成長過程中這個社會漸漸有了言論跟政黨政治自由,電視開始播送國會打架的畫面,那時候當然不懂他們在打些什麼,就會問自己的長輩,但得到的回答是「小孩別管,長大就懂了」。
有一次我爸看了報紙,搖搖頭嘆了口長氣說:「一個亂黨,一個爛黨」。那口氣嘆得很深很深,似乎對有些事很不滿意,自己卻完全無能為力。但真的是這樣嗎?反正不管這些政治的事怎麼搞的,慢慢地我的家人不用擔心我在外面講錯話,我的祖父可以回中國探親,家人們也在 2000年的總統大選中熱烈地著棄保效應。
我們這一代的學校教育其實也是有點洗腦,雖然我們沒有被洗成要立志反攻祖國江山那般荒唐,卻要求我們以台灣的民主成就為傲,像是公投權與總統直選等等。我們也被洗腦成同時認同中華民國,同時也認同台灣。儘管電視新聞又在吵擾著認識台灣歷史篇課本的最後一章標題-「中華民國( )台灣」中間這個介係詞、動詞,還是標點符號要放什麼。
不過,我記得那個時代大家在務實討論台灣的長治久安之計,我們慢慢明白這個島背負著很多歷史,大家開始願意放下成見,追求政治和諧,建立永久的家。不管本地人、外國人、每個人怎麼稱呼,這裡是我們的家,我們民主自由的家。
於是我們這個時代的孩子,就會覺得民主真好。等到我們上了大學,出了社會,發現民主或是任何一種政治制度,僅僅是一種調解人與人利益衝突的工具,如果被有心人士的操弄,尤其是在沒有民意及法律監督的情況下,其實會變得很恐怖。然後也驚覺我們的民主體制漏洞百出,根本不像公民課本上寫的這麼美好。憲法賦與我們選舉、罷免、創制、複決四權,但是後兩者我們從來沒有實踐過。而即使我們能直選總統,但如果在非常狀況下必須罷免不適任者,門檻卻高得不切實際。
身為有理想的青年,當我們想要尋求合法途徑改變現狀時,必須要修憲,因為這些規則是寫在憲法增修條文內;只是這些增修條文,居然也對未來的修憲設了超高門檻。於是我們結束了萬年國代,卻修了一部萬年憲法。然後我們發現了一個很嚴重的憲政問題:如果執政黨同時也掌握了國會多數,基本上四年任期內他們可以為所欲為。
目前我國的憲政體制除了是偏向總統制的雙首長制,也有點像是一個受民信託任期四年的獨裁政權。把整個國家的權力交給個人或政黨——即使只有四年——並缺乏臨時退場機制,是非常高風險的一件事。2008年,台灣社會普遍認為需要一個有執行力的政黨來帶領國家突破經濟困圍,如果在有良心有作為的政治人物領導下,國家還是可以安定的發展;只是萬一我們遇到了一個無能又枉顧民意的專政獨裁者,麻煩就大了,要隱忍四年才有機會用民意改變執政者的權力傲慢。
更何況我們現在非常擔憂,整個國家被專制者匆匆推上一條悖離台灣主流民意的不歸路,而且這個影響可能不止四年。
我們的人民現在沒有辦法以合法的手段阻止一個總統挾帶著議會的多數,暴力通過一個未經民意監督,並有可能危及台灣未來主權自主性的條約。他們的街頭抗爭與衝突,代表的是現有的民主制度有漏洞,無法有效制衡當權者的行為,而採取的下下之策。我們不要台灣未來沒有街頭抗爭,是因為當權者運用了高壓統治讓人民噤聲,就像我們以前在戒嚴時代,或是現在的香港。那樣的「政治清明」,真的是你們要的嗎?
我們這一代的青年深知台灣民主與自由的可貴,因此決心捍衛到底。
也許你們覺得很亂很煩,想要轉頭離開,但就是因為大部分的人長期對自身權益的漠視,以及對危機的無感,才會放任當權者為所欲為,政黨分贓式朝野協商,最後迫使這些學生用他們的青春及血淚,來換取你們的關注。
所以我懇求你們,關掉電視新聞——那裡充滿各種夾帶目的偏見。無論你對服貿的立場是贊成或反對,花一點時間閱讀條文,而不是一昧相信電視新聞、懶人包或是政令宣導。我希望你們仔細思考過台灣現在的政治經濟困境,為什麼國會運作的程序失靈,以及這個條約帶來的得與失,再用你自己的判斷來解讀抗議者的訴求。
我們身為公民,有義務監督政府的運作,並督促制度的改進,以確保未來可以在制度內更公平的解決利益衝突。這些學生上了街頭,占領了國會,不是民主社會的亂象,而是民主社會的驕傲,因為只有在民主社會才能容許以這樣的途徑表達民意。但,這也是長期以來台灣公民漠視政治的產物。
如果你們對於學生們體制外的行為,妨礙了這個社會上的正常運作有所不滿,那你們表達不滿的方法便是在體制內建立更好的解決辦法。尤其是那些掌握了更多資源的上位者,你們有責任利用個人的影響力及憲法賦予的權利,來矯正台灣的政治亂象,而不是一昧的忽視,甚至是壓迫他們的訴求。
你們真的要轉頭漠視你們的社會責任及公民權利,在未來才對著現在嘆氣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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