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lose
只有不時用愛國者和暴君的鮮血來澆灌，自由之樹才能維持長青
——湯瑪斯．傑佛遜，《美國獨立宣言》起草人
島國從沒發生過革命，所以很少有人記得，自由是靠暴力爭取來的，而不是靠獨裁者施捨來的。
讓我跟你說個故事吧。很久很久以前，在歐洲，那時候「理性」還沒有被「和平理性」（是的，這與「理性」不一樣）和「非暴力」給囚禁。人們的理性告訴他們：「當統治者侵犯你的天賦人權、而且不願退讓認錯的時候，你唯有倚靠暴力抵抗，才能阻止統治者繼續剝奪你的自由，最後將你奴役」。聽從這樣的智慧之言，在遇到統治者踰矩且不願退讓的時候，他們不會等到統治者攻擊人民，才拿起武器反擊。「你有可能還來不及反抗，就被制服了啊！」，理性這麼警告他們。
於是，在一次次所謂的「市民革命」當中，人們總是在第一時間就起身反抗，把獨裁者趕走，建立起短暫的自由甚至是民主政治。而獨裁者總是馬上跟其他獨裁者調集軍隊，回頭鎮壓市民，把自由與民主終結，重回獨裁。
儘管市民革命往往以失敗告終，但其成果並未全歸徒然——遠遠不是如此。經過一次又一次的市民革命之後，人民知道、獨裁者也知道：若獨裁者執意侵犯自由與人權，則人民不會讓你為所欲為；而是會果決的使用暴力，將你推翻、甚至處死。而正是因為有這樣的暴力作為後盾，民主、自由與法治，才能慢慢的取代獨裁，在人類社會中建立起來。
在建立了自由、法治與民主之後，慢慢的，許多人鬆懈了下來。他們開始覺得：「既然我們有了人權、有了民主、還有許多其他保護人民權利的制度，那麼在遇到統治者踰矩的時候，我們就不需要、也不應該訴諸暴力了！因為我們只要訴諸制度，就能保護我們了啊」。但問題是，雖然有制度，但執行制度的人未必公正；很多時候把持制度的人，就是傷害自由、法制與民主之人。在這種狀況下，不抵抗，就滅亡；不管在哪種制度下，這都是不變的鐵律。當制度全面淪陷的時候，暴力抵抗就是唯一的出路。
但暴力不是只有拿起武器傷人。暴力是「強迫別人接受他不願接受的事」。於是，遊行是暴力，因為你強迫別人不能飛快的在路上移動；臥軌是暴力，因為你讓交通癱瘓、讓許多人無法回家；佔領是暴力，因為你讓別人無法自由進出、把別人藏好的骯髒祕密攤在陽光下；自焚也是一種暴力，因為你強迫別人見證你痛苦的死亡過程。一句話：抗爭就是一種暴力形式。
「迷惘的自由之子啊，當自由受到踐踏，只有古老的暴力能拯救你免於奴役」，如果你能穿過「非暴力」與「和平理性」的重重防衛，來到被囚禁的理性跟前，理性應該會這麼告訴你。
你還在猶豫嗎？那讓我再跟你說個故事吧。五分之四個世紀以前，一樣在歐洲，有個國家的人民很喜歡他們的領導者。他們的領導者很會演講，很能激勵人心士氣，大家都相信只要跟隨他的領導，國家就能富強。
一天夜裡，那國的議會突然失火了。一陣混亂之後，領導者宣佈抓到犯人了，他說：火是共產黨放的。隔天，領導者說：共產黨意圖顛覆政府，太危險了。為了要加強國安措施，我必須通過一個法令，解除憲法對所有人的人身、言論、集會結社、祕密通訊自由的保護；同時也授權政府任意搜索住居與徵收人民財產。沒有人反對，於是法就這麼通過了。
當時，共產黨是那個國家的第二大黨，是合法政黨。第三天，領導者出來宣佈：共產黨即刻起成為非法政黨；再過一天，所有共產黨黨部都被佔領了。沒有人敢出來反抗。三個禮拜後，領導者帶著武裝部隊進入議會，完全合法的強迫議員們投票通過法令，授權他成為這個國家合法的獨裁者。這時候已經沒有人能夠反抗了。從此以後，領導人搖身一變，成為了不可忤逆的「元首」，強迫所有人民為他的瘋狂野心而戰。在戰爭中，他輕而易舉的就殺死了六百萬幾乎毫無反抗的猶太人，也把人民與國家推向毀滅。
看到這裡，你一定已經知道，那個國家，就是納粹德國；而那個很會演講的領導者——剛好我們國家的領導者也很會演講——就是希特勒。常有人說，希特勒是透過民主手段取得政權的。但這遠遠不是事實。希特勒是被迷信法治、迷信「和平理性」但卻喪失了理性的人民給送上台的，這才是事實。
愛好和平與追求理性，都是很高尚的德性。但問題是，和平與理性的高尚並不是毫無條件的。只有在自由與民主都得到確保的情況下，和平與理性才是高尚的德性；在自由與民主遭到獨裁者毫不妥協的踐踏的時候，還要妄想堅持「和平理性」，那就成了奴隸的德性。
自由之子啊，相信你看到這裡的時候，已經不再迷惘了。國家正陷入危機，它的民主、自由與獨立正瀕臨瓦解。它要求你保護他：現在，它要求你為了你曾享受的自由與民主，付出代價。市民們，拿起你的裝備，保護好你自己，去你該去的地方（不要怕，只要我們站在一起，就不用害怕）。我們要用手無寸鐵的身體作為暴力工具，佔領、癱瘓統治者（也許更多人稱這種作法為「非暴力」，但它其實就是暴力），奪回我們一度失去的自由。
全站熱搜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