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來，課綱微調「十人檢核小組」的歷史專業飽受批評；但平心而論，那當中並非完全沒有「歷史學者」。海洋大學的黃麗生、世新大學的李功勤，以及後來加入的喻蓉蓉等人，確實都有歷史學位；即令專研哲學的王曉波，也有一些台灣史著作。
當然，他們的「中國史觀」引起許多人不安，但研究中國史者來編擬課綱，錯在哪？莫非只准「台灣史觀」進課綱？那不是一言堂嗎？
正因此，有人言之鑿鑿，認為課綱微調不過是史觀的「爭議」。
史學問題––王曉波等人，小看了中國史的格局。
但政治大學歷史系的金仕起老師顯然不同意。他認為那是大問題：「首先是程序問題。不管哪個政黨上台，一定有政治立場；只能用程序來規範，讓歷史當事人的聲音可以彰顯。而現在行政裁量權太大了。」
南非人權鬥士、同時也是起草南非憲法的大法官奧比‧薩克思（Albie Sachs），今（1）日受唐獎教育基金會的邀請，來到台北市建國中學，與學子們談論他為南非人權及自由民主奮鬥的心路歷程，還有他在遭受炸彈攻擊而失去1隻眼睛及1隻手臂時，如何放下「以牙還牙，以眼還眼」，進行「溫柔的復仇」。
薩克思以「哭泣」破題，談論每個人都有喜怒哀樂。在追求民主及人權的過程中，了解自己以及理解與自己立場不同的人、並且放下仇恨是非常重要的。薩克思說了一段自己成長的故事，也是南非每個小男孩共同的成長經驗。他表示，自己在小學就讀男校時，經常遭到老師不明就裡地處罰，但因為哭泣會被其他男孩排斥，所以他也就決定壓抑自己的情緒，然而在爭取民主的過程中，其實個人情緒需要被正視。
當薩克思流亡海外、在英國倫敦起草南非憲法時，同時也在英國爭取獨立的北愛爾蘭共和軍人士找他討論「自由鬥士可否哭泣」？當時對方的結論是否定的。但薩克思強調，人畢竟是血肉之軀，感到悲傷的時候是可以哭泣的，有些時候你欣喜若狂，有些時候你泫然欲泣，自由鬥士和各行各業在社會所期待必須嚴肅的專業人士，其實都可以哭泣。
南非的種族衝突造成許多傷害，然而薩克思強調，「真心悔改是有意義的！」他提到他與意圖在莫三比克炸死他而未得逞、但仍害他失去手臂和眼睛的兇手見面，並且原諒對方的故事。在他擔任大法官期間，1位叫亨利的男士主動找上他，告訴他自己就是意圖謀殺他的兇手。薩克斯回憶，在亨利說完謀殺過程以及原由後，他告訴亨利自己仍無法握手道別，亨利也相當喪氣地離開。然而有一天亨利告訴薩克思，已經到真相和解委員會坦承自己的罪行後，薩克思也就願意和亨利握手言和，亨利離去後也哭泣了2個星期。對於2人之間的恩怨可以化解，薩克思強調「我很感動，代表我們活在同一個國家。」
薩克思因炸彈攻擊而受傷在英國療養時，他曾收到1封信件，告訴薩克思「我們會替你復仇。」然而薩克思卻強調，有民主有法治才是最好的復仇，雖然法院在開庭審理該案時，因罪證不足而釋放嫌犯，但他卻覺得這才是法治的國家應有的合理裁決。
當平時開朗的孩子突然變了！變得沉默不語、常常發呆、靜靜哭泣、易怒、難專心、食欲奇差，甚至拒絕上學。他可能在學校遭受霸凌，需要你的幫忙。
很多孩子受了欺負不會說，有的甚至選擇結束生命，也不願意向大人求救。主要原因是，青少年正逢自主性的發展，他想證明自己是獨立個體，向父母或老師求助顯得自己無能。何況他比父母或老師更清楚同儕間微妙的互動，「告狀」，可能帶來孤立。第二，某些孩子被欺負的經驗其實源自學前，可是當時大人沒有適時的處理，孩子也沒學會更好的因應方式，使他面對類似狀況時，學到了退縮與不信任。
主動了解原因
一旦發現異常，父母應主動找孩子談話：「在學校是不是遇到壓力很大的事？」如果孩子不回答，問題可以更具體一點：「和老師有關嗎？還是和同學有關？」避免問太多、太抽象的問題，否則可能造成他們永遠閉嘴不談的反效果。
如果他當下還沒準備好告訴你，結束談話前讓他知道：「或許你現在很難告訴我，你只要想到，媽媽隨時都在。媽媽可以承諾你，你說什麼我都不評價，我只會聽。」預留下次談話的空間。
案例一：八年級女生佳佳（化名）無意中得罪了班上的大姊頭，在大姊頭號召下，一票女生輪番上她的臉書叫罵，說她白目、自以為漂亮、很假掰......這些攻擊字眼，佳佳的朋友全都看得到，這讓她覺得超難堪，甚至不想出門、不想上學了......
案例二：九年級女生小倩（化名）暑假期間常去同學家玩，剛學會使用臉書的她覺得新鮮有趣，走到哪都要打個卡，連同學家的地址都明確標出來，她和朋友的行蹤全部公開給所有人知道了......
人際關係、隱私權保護等原本就不易拿捏的課題，隨著時代的演進，難度變得更高。進入３Ｃ時代之後，人手一台智慧型手機、平板電腦，社群網站泛濫，每個人看起來都像是朋友，卻也可能瞬間變身成傷害自己的敵人。
很多人到選前一週，還是拿不定要投誰，這主要是因為消息很亂，奧步很多。不過，有個一刀切的好選擇方法，就是想想郭冠英若到了你的選區，他會投誰。
如果你不認同郭冠英這個人，那就投他可能支持的另外一邊。讓他不開心，就是最佳的選擇了。
那誰是郭冠英呢？只怕有些人已經忘了他，我來簡單介紹一下。
他是台灣最有名的「高級外省人」，不過因為祖籍是貴州，所以有些真正的超高級外省人認為他「成色不足」。他過去是個外交部的公務員，筆名叫范蘭欽，但當時大眾不知道這筆名對到的是郭冠英這個人。
范蘭欽寫文章罵本省人，常罵過頭，「鬼島」一詞據信就是他的傑作。除此之外他也有很多名言，像認為台灣有2000萬人以上是瘋子，還有覺得棒球有「台獨味」而不看。維基上很多類似言行，可以自己查閱。
自從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南韓總統朴槿惠，在全球領袖聚首的ＡＰＥＣ（亞太經合會議）握手，共同宣布完成中韓ＦＴＡ（自由貿易協定）實質談判後，台灣無論政府、媒體、候選人的激烈反應，恐怕更勝於中韓兩國！
支持柯文哲的主因，是希望社會階級有流動機會。
作者：胡世杰（建華證券上海代表、國泰世華銀行副總、點鑽公司總經理、曾任三民主義巡講教官）、白中琪（父親為政戰學校總教官陸軍少將、中央大學余傳韜校長(陳誠女婿)秘書、軍人子弟）
我們，一群政黨屬性偏藍的台北市選民，在今年年底的市長選舉中，願意支持柯文哲先生出任台北市市長。
在影響台灣發展的諸多重大因素中，中國因素是我們認為重中之重。藍綠兩黨或在其他因素中互有優劣，但國民黨顯較民進黨更能讓兩岸在和平互處、國家安全與經濟發展中取得平衡，這是我們在中華民國總統選舉中的認知與投票傾向。但是，市長選舉是地區性的領導人選舉，並不牽扯到兩岸之間長期發展的策略決定與施政執行，這是我們此次選舉跳出藍軍支持者的根本架構。
我們更支持候選人柯文哲的第一個原因，是希望社會階級有流動機會。人世間真正平等的事情只有生與死，除此之外，都要靠社會的努力，盡量讓所有人立足點平等。柯文哲希望至少在教育和醫療上做到平等，一個社會可以存在階級，但是階級之間的流動必須暢通。階級之間流動不暢通，社會必然會走向革命之路。
西方媒體把香港學生的「佔中」示威運動或「雨傘革命」，與1989年天安門的學生運動做對比，但「佔中」更深遠的意涵，不只是學生運動，而是香港從英國統治156年後回歸中國17年來的「文化衝突」。今日的「佔中」與1947年發生在台灣的228事件可以做些比較與思考。兩者對立的對象都是「祖國」中國的「大陸人」或「外省人」，兩個事件都催生出或強化「香港人」與「台灣人」的認同。
1947年台灣的228事件，是日本統治台灣50年後，於1945年「交還」給蔣介石的國民黨政權，兩年後發生的「本省與外省的衝突」。當年台灣人與「接收」的國民政府的衝突，就如今日的香港人與特首間的對立，而「特首」是北京政權的代表。
97之前，我曾與我的香港友人說，北京共產黨政權與當年接收台灣的國民黨是同根生，中國人統治港、台，與英國治理香港、日本治理台灣，一定會有很大落差與衝突。我當時提出質疑，1947年發生在台灣的228事件是否會發生在97之後的香港？我與香港那位朋友都篤信西方民主與法治社會，97之前他舉家移民英國不再回港。後來我到英國，我們倆人在Pub邊喝酒邊批判的不是共產黨就是國民黨。
這些年，來自大陸的中國人在香港、新加坡、台灣那種「不現代」、「不守法」、「不文明」的行徑時有所聞，甚至與當地人爆發衝突，加深這些接受過西方或現代法治薰陶的人民與來自大陸中國人的裂痕；而香港與新加坡都曾被英國治理過，台灣曾被日本統治過。
台灣發生228事件之前，受日本統治過的台灣人與當時來台的「外省人」也曾因為「不守秩序」而發生多次衝突，就如今天在香港發生的情況一樣。我成長的過程，常聽長輩說，日本時代台灣多麼有秩序；台灣光復不久，我祖父母告誡當年才20初頭的母親與那些妹妹「不要隨便外出，以免被那些『外省人』欺負。」我父親隨身攜帶的鋼筆「被那些外省人搜刮走」。
文／陳竫詒．陳一姍
過去10年，台灣實質薪資累積負成長4.8%。台灣的凍薪，最大的惡果由年輕人來嘗。根據勞動部最新統計，去年大學生畢業起薪約2萬7千元，雖是第五年回升，卻依舊低於15年前水準。
30歲以下年輕人，超過半數，每月主要工作收入低於3萬元。跟鄰國比，經購買力調整，台灣大學生起薪還是最低，比韓國低兩成，比新加坡低四成。
「低薪的結果就是，讓好的人才出走，或不願意出來工作，繼續惡化下去。台灣老闆只能找到『能力剛好符合低薪水』的人，老闆又會一直抱怨勞工素質變差，」台灣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龔明鑫直言，台灣勞動市場已進入惡性循環。
年輕人起薪水準如自由落體，整個社會薪資如進入冰河期。台灣低薪現象的背後，是勞動、產業與教育市場三大結構失靈的複合症。
高雄丙烯氣爆，是偶然的意外？還是長期疏失積累的必然？災難過後，一道道城市治理難題，不僅高雄亟需面對，更是全台灣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必須克服的轉型關卡。
治理難題 1：每條道路 承載34倍風險
「過去幾年我們致力在防災、避災、減災，都是在面對颱風和極端降雨，從苦難中學得教訓，」高雄市研考會主委許立明沉默半晌，「未來更要正視工業化，對城市帶來的集體風險，」他的話語有幾分苦楚。
柯文哲在辯論會上說：「在這社會什麼對錯其實很清楚，只是在這個國家對的事情沒辦法去做，而錯的事情一直在做。」
為什麼我們會一直在做錯的事情呢？因為我們總是找一個最簡單的解決方案，解決了表面的問題，然後帶來更嚴重但是不顯著的後遺症。對的事情不去做，因為我們從來就不願意拋棄既有的包袱去改變自己，於是我們早已習慣用製造新問題來解決舊問題。
媒體報導，新北市議員劉哲彰在質詢的時候提到，小學課輔只到下午五點，但是那個時間大部分的家長都還在上班，根本沒辦法接小孩放學，這是許多父母很大的困擾，大多只能送課後輔導班，但是卻又是一筆相當昂貴的支出，因此提議公立國小的課輔時間延到晚上七點，而朱立倫市長也爽快應允，將從下學期開始執行。
這就是一個很典型「錯的事情、一直在做」。
勞動部正在研擬立法推動每週工時降到40小時，也就是每天合理的工時是8小時，那麼如果家長是上午八點上班，中午休息一小時，下午五點下班，應該就是合理的常態，加上半小時的通勤，課輔到下午五點半也已經足夠。
文／趙邇珺
今年的6月4日是「六.四」25週年紀念日，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發表《「六四」25週年省思》，首次以總統身份，要求中共平反「六.四」，善待異議人士。
文中，馬英九提到，從清末開始，「建立共和」就是當時全球華人的「中國夢」。
2012年11月29日，新上台的中共總書記習近平提出了自己的「中國夢」概念：「大家都在討論中國夢。我認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就是中華民族近代以來最偉大的夢想。」
美國白宮6月4日就「六.四」事件罕見發佈聲明，敦促中共政府保障所有中國公民的普世權利和基本自由。這也是奧巴馬政府首次通過白宮就「六四」事件發表聲明。
作者：洪士灝（台大資工系副教授）
近日報載鴻海董事長郭台銘高調對政府嗆聲，說如果不准他的4G基地台用中國華為公司的通訊設備，就要拒絕繳稅，因此引起台灣社會高度關注。在這裡我不想談郭董，而是引用英國的例子，看看英國國安系統是如何深自檢討英國電信，引進華為設備所造成的國家安全隱憂，以及亡羊補牢的對策。
英國政府在2013年6月，針對「外國廠商參與關鍵國家基礎建設對國家安全的可能影響」，對國會提出報告。我在今年四月初翻譯和分析了這份報告，提醒NCC必須考慮清楚，服貿協議中開放中國經營資通訊網路服務的範圍，和建立有效的資安風險評估管理制度，也讓社會大眾瞭解先進國家是如何慎重看待這個議題，算是盡知識份子的棉薄之力。
記者陳曉宜／特稿
謝啟大請辭獲准，精準的說，是在郝龍斌市長重話指責後，謝啟大被迫去職。事實上，此案所呈現的不公平正義，已讓郝龍斌形象大損，加上謝啟大連日得寸進尺的發言，不僅未替郝止血，甚至讓郝更傷，上中國媒體未報備，只是讓郝有理由開口要謝走人的時機而已。
作者：李忠憲（成功大學電機系暨電通所教授）
今天在媒體看到剛拿到4G執照的鴻海董事長郭台銘向NCC嗆聲，「中國廠商華為的網通設備，為什麼台灣不能用？」，看了之後讓我大吃一驚，意外如郭董般精明的生意人，為何會不了解其中道理，難道真的是「商人無祖國」嗎？
郭董說，「我認為華為的設備，很多國家都有用，為什麼台灣不能用？」「NCC憑甚麼不批我，准不准，要給我個理由，沒人願意承擔，台灣社會現在就是充滿鄉愿，正義的話，沒人敢說。」在這裡，我想向郭董說幾句正義的話！
馬英九昨在國民黨中山會報中說：「門檻一旦降下來，直接民權正當性會遭受質疑，公投結果也會遭到質疑」，此說如果成立，相信不少人也想反問：二○一二年馬總統得票為六八九萬票，只佔全體選舉人數一八○八萬六四五五人的三十八％，並未過半，當選的正當性如何？馬先生最新民調支持率已經大降到八％，有沒有自我質疑繼續當總統的正當性？進而自行下台？
如果全都沒有，公投法的修正是國會職權，公民也都可以表示意見，馬主席有何正當性在那說三道四？甚至對國民黨立委下指導棋？
現行鳥籠公投法，有關門檻的歧見，大有理性對話的空間，針對四類適用，不妨分類看待，有關修憲案與領土複決案，或可沿用兩個二分之一門檻，以減少可能的敏感疑慮；但是有關「法律之複決」、「立法原則之創制」以及「重大政策之複決或創制」等三項，理當與世界多數國家同步，沒有強加阻礙的道理。
稍具公投常識的人都知道，其他國家對一般性的公投案，訂定通過門檻的是少數，絕大多數國家都採取簡單多數制（simple
majority），也就是贊成的比反對的多，就算通過。至於投票率，凡屬重大公共政策，正反兩方皆可全力進行社會動員，以呈現多數意志，這些國家在立法時，並未以避免正當性不足、結果恐受質疑為由，對直接民權設置障礙。
法務部長羅瑩雪一席「公民不服從仍須守法」的屁話引起舉國嘩然。上樑不正下樑歪，物以類聚。上位的馬英九、江宜樺無能顢顸，下面跟班的沒水準是理所當然的。
丟臉的是羅瑩雪的屁話居然被一個高中一年級的女學生駁倒。她引用公民課本課文內容白紙黑字顛覆了羅瑩雪的鬼扯：
公民不服從的定義：「當政府忽視公民的呼籲，仍堅持執行不正義的政策時，除了透過社會運動外，公民也可能選擇透過公民不服從來表達其主張。」「然而，公民不服從是一種挑戰法律的公開違法行動，行動者往往會與國家執法者發生衝突，甚至付出沉重代價。」
圍繞這一次台灣的太陽花學運，反對方最常見的說法，就是「如果有不同意見就採用佔領立法院的方法，那以後大家一有不同意見就佔領立法院，政府還怎麼運轉？」這樣的質疑聽起來義正詞嚴，也似乎很有道理，但是其實完全錯誤。
錯誤之處主要是缺乏邏輯基礎。讓我試著來分析一下：如果我們把「如果有不同意見就佔領立法院」當作A，「以後大家一有不同意見就佔領立法院」當作B，「政府還怎麼運轉」當作C，這裡的推論過程就是「因為A導致了B，而B導致了C，所以A也導致了C」。這裡的邏輯錯誤在於，雖然B導致C可以成立，但是無法證明A導致了C。因為A導致B這件事是無法證明的。
換句話說，如果你要證明「有人佔領立法院，就會導致大家都會去佔領立法院」的話，你首先就要證明「大家一有不同意見就會去佔領立法院」這件事能夠成立，如果你不能先證明這件事情一定會出現，就沒有根據去指責今天太陽花學生們佔領立法院會導致政府無法運作或者天下大亂。而你能證明「因為有人佔領過立法院，所以以後動不動就會有人去佔領立法院」這件事嗎？當然不能。
學生佔領國會3個多禮拜，幸賴王金平及時出面，好不容易化解這場政治風暴。但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學運落幕當天，馬王之爭迅速推出續集。馬主席唯恐天下不亂，自己成為台灣的亂源。
馬英九無法跟學生對話，對太陽花束手無策，把難題全推給王金平，多次敦請「非常辛苦的王院長，盡全力整合朝野意見，幫忙協調學生，早日退出議場」，想不到王院長收拾殘局的當天，等待他的不是馬英九的感謝，而是馬的繼續追殺。
利用黨紀維持權威
賴素如因收賄被檢方羈押並起訴，只是停止黨權。王金平所涉及的關說案，與貪瀆無關，未涉刑責，未被調查，更未被起訴，只因馬英九一人之好惡，不顧司法之正當程序，一夕之間，利用黨紀，就想把國會議長拉下台。
結果官司敗訴，他再接再厲，把私人恩怨當作國仇家恨，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文／陳永興：天主教靈醫會羅東聖母醫院院長、精神科醫師、台北醫學大學醫學人文研究所副教授、228公義和平運動發起人、第23屆醫療奉獻獎得獎人。 曾任：台灣文藝雜誌社社長、台灣人權促進會會長、高雄市衛生局局長。
自從立法院荒腔走板的審議服貿，爆發了太陽花學運之後，學生占領國會議場迄今已達三周，全台灣人民正關心著這場史無前例的國會淪陷悲劇如何收場？作為一個關心台灣前途，曾為228平反走上街頭，也曾為廢除國民大會主張總統直選，在台北車站靜坐六夜七天的精神科醫師的我，沉痛的在此呼籲：「立法院總辭，讓服貿公投！」
立法院已無法反映民意
當充滿義憤的學生攻進立法院，將立法院招牌拔下來的那一刻，已經是學生們向台灣社會昭告「立法院不能代表民意」，最沉痛抗議的動作了。作為代議制度間接民意代表的立法委員們，不知是否該覺得羞愧而自動請辭呢？首先是執政黨以多數優勢，本可理性主導國會議事運作，竟然做起偷雞摸狗的偷渡行徑，既不討論也不表決就要橫柴入灶，當然引起社會公憤，也怪不得學生要攻入議場阻止國會的繼續惡搞，程序不符正義既已認錯，執政黨立委不該辭職向台灣人民謝罪嗎？
再說反對黨立委也是嚴重失職，是無能力阻擋執政黨的多數暴力？或是早已妥協虛幌幾招？既未曾在服貿送審即要求退回，發動全民抗爭；也未就實質審查的服貿內容要求修改哪些條文向全民說明，在學生攻進議場後就躲在背後，提不出任何在野黨的因應對策，不敢向人民保證可以負起在立法院把關的責任，甚至當學生開起人民議會公審法案時，也只能默默旁聽，那不就是承認立法院已無功能，只好行使直接民意，而不需要間接民意的代議制度！這樣的反對黨立委也該辭職才對，否則領薪水不做事，把職務交給學生就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