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政大財管系副教授盧敬植
花了一個多星期翻資料以及跟朋友討論，現在我可以很有信心的說：中華經濟研究院針對服貿所作的評估報告完全沒有參考價值。
這份報告的結論本身就已經顯示這個政策可有可無了。該報告估計服貿對我國總體經濟影響約為 GDP 的 0.025% 至 0.034%，約當 9700 萬至 1 億 3400 萬美金。換句話說，最多大約 40 億台幣左右。
這數字大嗎？一年 365 天，從普通上班族的角度來看大約 250 個工作日，一天佔全年 GDP 產出大約就在 0.27% 到 0.4% 之間 (1/365 及 1/250)。換句話說，每四年一次閏年多出來的那個 2 月 29 日，給我們帶來的 GDP 增加就足足可以抵掉四年服貿帶來的效果還有找。
當然，並不是說一個政策對經濟成長貢獻不大就不能推行。幾乎所有的社會福利政策帶來的經濟影響都會是負面的，但是許多仍有存在價值甚至是必需的。不過一個引起社會這麼大爭議的政策，其主要目的就在於促進經濟成長，但連官方正式承認的收效都只有如此，難道不值得停下來仔細想想看嗎？
再仔細看一下中經院的報告，請翻到附錄一 (P.13) 的地方，我們就可以看出來連這 0.025% 到 0.034% 都不是那麼保險的事情。服貿對總產出影響不大是經濟意義，這裡我們純粹從計量角度來看問題也很多（中研院社會所林宗弘老師也有詳細討論此研究的計量與資料的問題 參見下方）。
首先是所有的參數估計不但沒有公佈數據，而且沒有提供顯著水準。這並不是一件小事，因為原先提出的效果是不是顯著異於零要從這裡來看。式一左邊沒有取 log 值有可能是誤值，不過以這份報告的嚴謹程度來看，的確也有可能就是錯了。
另外式一為何只有本國 GDP 而沒有進口國的 GDP，在這裡也沒有交代。以目前的式子來看，這根本就不是 gravity model，出口國規模的影響在這裡居然被忽略了。
目前的式子裡面也沒有其他進口國的虛擬變數，因此並沒有捕捉多邊的阻力，完全忽略了第三國貿易政策對進出口國貿易流量的影響（註一）。式一是為了要求出各國服務部門各產業的進口預估值，如果這裡的設定錯了，所有的估計係數都會偏誤，後面再求關稅當量只會錯上加錯。
回到報告的第一頁，中經院的研究團隊提到
然因受限於GTAP原始資料庫並不包含各項服務業之貿易障礙量化數據，難以直接量化雙邊服務業的開放效益，因此需要另透過計量分析上常使用的「引力模型」（Gravity Model），藉以評估服務業的「約當關稅」（Tariff equivalent），作為衡量服務業貿易障礙之指標。
這裡其實已經點出 GTAP 模型並不是適用於服務業上面的研究了。我們花點時間來看看此研究所採用的 GTAP 模型的介紹：
Standard Model
The standard GTAP Model is a multiregion, multisector, computable 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 with perfect competition and constant returns to scale.
簡單的說，這是一個考慮多國、多部門的一般均衡模型（general equilibrium model，模型在估計時考慮所有國家及部門之間的相互影響，而不僅限於單一部門受其他因素影響之變化） ，它的基本假設是完全競爭及固定規模報酬。
在最新版 GTAP 所採用的 57 個產業裡面固然包括了銀行業等部份服務業，但是大部分仍然是製造業。這個模型的主要設計是考慮製造業所面對的關稅障礙所造成的進出口影響，因此對於模型中較晚納入的銀行業的估計實際效果為何就很重要。
中經院報告沒有把實際估計數據拿出來，不過這數據不太可能會準確，因為他們離模型設計的假設偏離甚多。銀行業是高度管制的特許行業，離完全競爭有很大一段距離，對於台灣跟中國來講更是如此。把這些部門放在模型裡面，對於貨物貿易的推論有可能比不放要好一些，但是無論如何不可能在服務業上有良好估計。
總統雖然說此政策「利大於弊」，不過從目前唯一可以看到的官方認可評估報告來看，真正的答案應該是我們不知道利大於弊或弊大於利。
註一：文章寫出來之後又請教了對國際貿易有研究的朋友，對方看了中經院報告後懷疑我最近吃飽太閒，因為看完式一就知道這篇文章錯誤甚多，大家可以直接下課不用再談了。關於 gravity model 請參考下面這篇 AER 文章
Anderson, James E., and Eric van Wincoop. 2003. “Gravity with Gravitas: A Solution to the Border Puzzle ."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3(1): 170-192.
本文獲作者授權刊登，原文於此
===========================================================================================================================
兩岸服貿協議真的「利大於弊」？統計的科學檢證
林宗弘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
兩岸服貿協議簽訂所引發的爭議當中，看似主要有兩個對立的立場：(一)許多學者擔心的是中國因素或政治後果，認為服貿協議即使表面上看起來對台灣有利，也不應該貿然簽定；(二)官方則是一口咬定服貿協議在經濟成長上對台灣一方「利大於弊」，因此只要設立一些救濟機制、或者由行政單位把關，就可以包裹通過，不須逐條審查；在此觀點下，官方宣傳開放項目的多寡並非爭論重點，問題在於加權後的總損益：例如，若是中國開放80項，每項台灣獲益(或中國損失)都是1億元，台灣開放64項使中國每項獲益(或台灣損失)2億元，台灣還是受害的。此外，馬政府還有一個缺乏證據的主張：不跟中國簽訂協議台灣就無法加入TPP等其他的自由貿易協定。
【官方的計算數據，裏面暗藏了多少玄機呢？】
有趣的是，無論是贊成或反對雙方，似乎都承認台灣的貧富差距應該會因此擴大而非縮小。然而，作為「利大於弊」立論基礎的中華經濟研究院報告本身，似乎沒有成為科學檢討的對象。
我認為，雖然行政部門言之鑿鑿說服貿協議「利大於弊」，作為這個論點背後主要支持證據的服貿協議評估本身，即使無法完全被否證，也有許多重大的測量與技術瑕疵需要檢討。老實說，相對於許多政府外包的研究計劃而言，中經院報告的品質還不錯。筆者並不是要全盤推翻同行的努力，但若是將這個報告當成專業期刊論文來審，恐怕不易通過統計學或經濟學者的質疑，然而，這份報告卻是官方主張服貿協議「利大於弊」的唯一證據。
◎評估服貿的模型、參數與顯著程度
作為利大於弊證據的中華經濟研究院《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經濟影響評估報告》，使用的模型與數據為何？統計顯著程度怎麼樣？在不考慮「房間裡的大象」之前，這還是單純的科學驗證問題。根據中經院的報告，其所使用的模型與數據均出自普渡大學的Global Trade Analysis Project(GTAP)，數據是8.1版，確實，這個模擬模型與數據，都算是國際貿易研究裡的重要經驗研究來源。
GTAP的8.1版有一些先天的資訊限制，首先，其數據的最後一年為2006年，從2007年開始就有重大缺損(missing)，也就是說，2007年之後全球金融風暴下的貿易與失業數據恐怕未考慮；其次，該模型有一些重大的經濟學假設(例如毫無規模經濟的假設在中國特別不切實際、與替代彈性的參數的選用等)值得顧慮，不過總的來說，GTAP還是獲得應用經濟學界普遍的肯定；第三，該數據庫由於某些原因不包含台灣，因此台灣的數據都是中經院自行輸入的，這一點可能成為估計時的重大問題，在報告中則經常以不起眼的註腳來處理。
換句話說，該模型是以全球貿易數據做為參數，來估計中國對台灣服務業各業別的影響，而不是用台灣各業別的時間序列數據來估計其影響，由於全球數據庫中的模擬參數並不包括台灣，後者與前者的統計關係相當淺薄。
在該報告的附錄中，提到對台灣或中國服務部門的進口需求，是以GDP與人均GDP以及兩國的距離來估算的，這個方程式裡沒有任何與服務業直接相關的參數，而中國與台灣的距離如何計算也不清楚(在此數據中兩國接壤時距離=0嗎?)，因此，中國與台灣之間的服務業進口需求有高估的嫌疑。
【沒有精確的評估，會造成各行各業如同瞎子一般，不知走向何處】
其次，陸資來台進入某一產業之規模的參數，是以前期該產業GDP與中國全球FDI總數(2009-2012)以及全球FDI(不包含中台)來估計的，而不是以台灣的時間序列數據來做平均值推估，不僅數據規模、來源與結構本身沒有說明清楚，上述方程式裡其他變量的迴歸係數，也沒有提供給內行人參考，這顯示中國流入台灣服務業的FDI參數可能已經嚴重高估。
第三，其實GTAP模型能夠預測的是有明確關稅減讓時，對各業別的一些成長或衝擊，而開放新項目本身的關稅額度其實難以估計，如同參與該報告學者所承認的，中經院的報告對關稅當量的預設值可能要受到嚴格檢驗。
就算我們相信中經院同仁沒有故意在數據上動手腳，把上述所有參數估計問題都忽略了，任何統計模型都不能只提供估計平均值，而必須提供信賴區間與顯著程度。中經院報告提供了許多對各產業產值成長率或絕對值估計的上界與下界，然而，這個上界與下界並不是GTAP所提供的信賴區間或顯著程度，而是兩組樂觀程度不同的估計值：第一組是關稅當量降低造成貿易量成長的估計值、第二組是以陸資來台造成產業成長的估計值。所謂總體估計將使我國實質GDP增長0.025~0.034%之間，並不是信賴區間，而是兩個平均值。因此，中經院(2013: 196)的報告承認：「對於以上之評估結果，雖均為正面效益，但效益幅度不甚顯著。」解讀起來，意思似乎是服貿協議對台灣GDP的影響無異於零。
◎台灣GDP估計的系統性偏誤
事實上，近年來對台灣GDP的估計已經出現嚴重的系統性偏誤。第一種系統性偏誤來自跨國集團企業內移轉訂價（price transferring）。2005年以來，台灣採用了IMF的新標準來估計GDP，然而由於兩岸的稅率差異甚大，台灣的平均稅率與企業稅率特別低，因此導致我國的GDP偏誤可能特別嚴重。在「台灣接單、中國生產、歐美買單」的三角貿易關係裡，由於中國企業稅率(平均約為GDP的7%以上)比台灣企業稅率高(近年來平均約GDP的4%)，台灣的母公司經常以中國子公司積欠的應收帳款，將子公司部分營收移轉到母公司帳上，獲得避稅利益，然後將資金再投資中國子公司，並列入台灣母公司的資本折舊沖銷，導致從國內生產要素所得來估計的GDP會膨脹。若是扣除母公司認列的海外營收與海外投資，台灣的GDP恐怕要縮水不少。這意味著若服貿協議簽訂導致台灣的金融與服務業大舉外移，台灣GDP虛增的數字會更加嚴重。
除了移轉訂價對GDP計算所造成的問題外，過去六年來在全球金融海嘯的衝擊下，台灣各個經濟學機構的經濟成長預測也出現嚴重的偏差。究竟涉及政府部門政策導向與承包單位利益的統計預測，是否可信？讓我們回顧一下近年來中經院對經濟成長率每一季的估計值與主計處經濟成長率實際值吧！
根據2006年第一季到2013年第四季，中經院在前一年底預估後一年度四季的經濟成長率，對後一年主計處所公布的實際經濟成長率所進行的簡單迴歸顯示，儘管兩者之間有一定程度的相關性(迴歸係數為1.79，sd=0.36)，實際經濟成長率的截距比中經院預測值要低3.17，這是相當驚人的高估，而R-square也只有0.378，從圖一更可以看出，2008年金融風暴加劇之後，中經院每季的經濟成長預測越來越不準確，很多樣本點遠遠超出可以忍受的標準差之外。
【中經院對於經濟成長預測，有高估的傾向】
附註：中華經濟研究院對經濟成長率的系統性高估。縱軸是中經院前一年的估計值，橫軸是主計處隔年的實際值，2006第一季到2013年第四季
這種對經濟成長率系統性的高估，只有發生在中經院嗎？不止，事實上，即使在美國，與政府相關機構有利益關係的研究單位對經濟成長率的預測，總是出現系統性的高估。然而根據同樣的信賴區間，服貿協定簽訂後的0.025~0.034%成長率必然無異於零，甚至也有相當可能是負成長。
◎貧富差距與中國因素
同時，中經院(2013: 5)報告坦承：「本評估為經濟學上之比較靜態分析法，評估過程中假設其他條件不變。故模擬結果所顯示的經濟衝擊或效益，並未納入政府、產業針對相關影響所採取的因應措施效果，亦無法顯現自由化對吸引外資等所帶來的利益，同時更無法呈現如經濟安全、人才流動、社會觀感等非經濟議題之影響。」就像吸菸有害健康一樣，這種警語經常被支持服貿者忽略。
【台灣的所得分配惡化，跟對中國投資有關】
不僅是中經院的學術同仁無法評估服貿協議相關的政治或社會後果，在兩岸經貿往來的相關研究中，有很多嚴重的數據缺陷至今無法克服。一方面，在GDP與GNP之間的海外要素所得近年來達到高峰，顯示有移動能力的資本家或中上階層確實能夠從中國經貿中獲益不少，另一個令人難堪的事實是，我們連有多少台灣人在中國常駐或置產也不太清楚，遑論計算服貿協議若簽訂對台灣資本外流與人口(尤其是青壯年技術勞工)外移所造成的負面效應。
在總體數據上，兩岸經貿往來與台灣資本外移對貧窮率有顯著影響，然而要往更加個體層次的數據進行分析，非常困難。例如主計總處中部辦公室每年用來計算各種貧富差距指標(如吉尼係數)的家戶收支調查，由於缺乏戶內人口是否在中國工作或投資的資訊，對於分解個體層次貧富差距沒有幫助。
2010年以來，筆者透過中研院社會所個體層次的中國效應調查，企圖估計台灣各階級之間貧富差距的變化，研究顯示，民眾認為，無論是主觀或客觀的貧富差距，都有惡化的趨勢，這種惡化趨勢很可能是透過資本外移與失業造成的。甚至，兩岸經貿往來擴大造成勞動人口外流，對台灣的離婚率與少子化的惡化也有影響。筆者上述研究雖然有很多數據缺陷，與中經院的報告是難兄難弟，然而在推銷服貿協議的同時，政府徹底迴避了台灣為人口外流與貧富差距付出的社會成本。
◎結語：批判、否証vs權威、順從
關於服貿協議違反民主程序、對中國威權主義的疑慮、與公民不服從的精神，已經有許多學者進行了深入討論，本文專注的是服貿協益利大於弊的科學證據問題。自二十世紀初的五四運動以來，華人社會的學生運動就提出了科學與民主這兩大價值觀，太陽花學運並不例外。如同Karl Popper所認為的，科學精神在於批判與否證，而非權威與順從，因此與公民社會的民主審議並行不悖。
【Popper說，科學必須始於迷思，並且批判迷思】
就像台灣社會所面對的許多重大科技政策(例如核四)，服貿協益利大於弊的觀點，似乎又是一次假借專家之名，推銷有問題政策的官僚行為，在詳細閱讀相關資料後，筆者願意相信，中華經濟研究院《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經濟影響評估報告》的作者們有其實證科學價值，相信科學是透過證據與理論的考驗與批判才能進步，而非簡單的自由經濟意識形態支持者，我也相信他們願意接受不同意見學者對其數據的檢證與評論，同時願意承認官方對其報告解釋，有嚴重的選擇性偏誤。筆者認為，學界不該持續協助散布有關服貿協議利大於弊的不確定言論，若要討論服貿協議的經濟效果，也應該謹慎思考其對所得分配層面的作用。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