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香港，明日台灣」，是台灣反《服貿協議》的主要訴求和口號。然而，台灣人和香港人是否知道，三十年前，這句話曾經是台灣人追求的目標和正面訴求嗎？
那時候，台灣和大陸都在專權統治之下，都沒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戒嚴時代的台灣，反對派的活動和意見，常要輾轉帶到香港，筆者主編的《七十年代》（後改名《九十年代》）月刊就是發表這些文章的主要園地。通過香港媒體的文章，再傳回兩岸，在台灣民主化進程中，曾發揮過一些作用；儘管在大陸，因一黨專政的權力太絕對太頑固，似乎沒什麼效果。
在中國的侵凌下 香港從良好的公民社會大倒退
一九八一年，筆者在一本書中說：「在香港，我可以看到許多在大陸和台灣一般老百姓看不到的資料，可以接觸到一些有親身經歷而無須顧忌『講錯話』的人；在這裡，左右派思想互相衝擊，言論自由，一位知識分子可以憑良心講話而不會損及自身安全，可以講出兩岸老百姓想說而不能說的話。」當時，筆者接觸的台灣、大陸渴望自由的人士都說，香港的自由和法治，是他們所神往、所追求的理想。
一九八七年，台灣作家柏楊訪港，他盛讚香港市政，說他住的酒店外一座行人天橋，是他到過的世界都市中「從沒有見過的最漂亮的天橋。」他說他「到尖沙咀東部海濱公園走了一下，覺得很乾淨，竹籬笆修剪得很整齊，裡面也沒有髒東西或大小便……」。筆者的反應是：「當然不可以！怎麼可以在那裡大小便？」柏楊說：「當然可以，怎麼不可以？這個『當然』的問題，對很多人來說，就是當然可以。
尤其在半夜或人車比較少，附近又沒有廁所的時候。」
九七年香港回歸，當時中共領導人江澤民說，香港實行「一國兩制」可以對台灣發揮「率先垂範」作用，也就是認為「今日香港」是「明日台灣」的榜樣。
香港回歸快十七年了。這十七年，台灣走在民主道路上，跌跌撞撞，政治上政黨輪替，似乎乏善可陳，經濟上看來也落後於大陸與香港；但台灣原來匱乏的公民社會倒是逐步走向完善，人民的自主意識和愛護自己家園的觀念越來越強。
大陸經濟起飛，但社會越趨潰敗，人民的自私貪婪、只顧自己不顧社會，見死不救、見危不扶，不足以言冷酷，為己利而害人的黑心食物，連孩子也不放過的毒奶粉，風氣人心已到最敗劣的境地。
香港在中共和大陸人的侵凌下，也從良好的公民社會大倒退，廉署、警隊和相當部分的政府機構在政治干預下選擇性執法，受尊重的專業精神受政治衝擊，核心價值不斷受挑戰，奮發自強的香港精神變成絕望與無力感，滿街擁擠的大陸客及其劣質文化，《明報》總編輯因貫徹新聞自由而被兇徒刀砍重傷，眼下的種種境況，我們今天還可以像三十年前那樣說，知識分子講話不會損及自身安全嗎？
「這裡就是我的家」 是台灣公民社會的基礎
最近，大陸一位知名的足球評論員李承鵬訪問台灣後，在大陸網頁寫了台灣的「垃圾不落地運動」，他看到台灣，每天傍晚固定時間，成千上萬的居民在路口風雨無阻地等待垃圾車，他們都以專用垃圾袋把垃圾自行分類，他看到這畫面實在有些震撼。李承鵬說，他曾經問有沒有商家生產更便宜的仿冒垃圾袋，當地人說，這袋子賣的錢用來做環保的，我們買假冒商家的，政府怎麼有錢做環保？「這裡就是我的家，這樣子做對不起自己啦！」
「這裡就是我的家」，是台灣公民社會的基礎。
香港是我們的家園，讓今日台灣的抗爭成為我們的榜樣，讓台灣成為明日香港。
〈作者為前《九十年代》總編輯，現為香港政治評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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