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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別提阿帕契姐，你聽過四六事件嗎？

清明假期結束，寧靜的師大校園中，校門口一旁的攤位為了將「四六事件」列入校史，進行聯署活動，提醒我們「勿忘四六」。文學館前的劉真題字，則是被噴上「黨國走狗」四個大字，為學生在那些年來被犧牲的自由意志發出無聲抗議。

在一個作育無數師資，英文名稱直譯為「國立台灣正常大學」（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生產許多「正常人」樣本的校園中，這樣的活動迴響確實不大，甚至可能引起側目：因為太多人不想去追究「四六事件」，甚至也未曾聽過「四六事件」。

但當我們轉動時光機回到 66 年前那個動盪的時代，四六事件下犧牲的學界亡魂，揭開了延續數十年的白色恐怖時期序幕；黨國思想的灌注與教育，讓昔日大學自由奔放的學風不復存在；我們被限縮在「誠正勤樸」的校訓框架中，不知不覺的，也將這些保守、封建的思想透過教鞭灌輸給下一代。

教育本來就是意識形態國家機器的一環，而四六事件後塑造的師範體系，以及產出的教育模式，很有可能是蒙蔽台灣人雙眼數十載的一大元凶。

這樣一來，你有興趣聽聽四六事件的始末嗎？

四六事件，一個在你我記憶中消失的名詞

二戰後，中國國民黨政權接收台灣，但經濟委靡不振，又發生震驚全島的 228 事件及緊隨而來的清鄉大屠殺，台灣的大學生普遍對於國民黨政權的殖民式高壓統治感到不滿，加上對於資源公平分配的期望，不少學生開始轉向閱讀左派書籍，推崇社會主義。

左派思想在校園興起，在當時立刻被國民黨政府貼上「共產勢力」的標籤 ，也讓警備總部不得不開始緊盯這些大學生的行為。

1949 日 3 月 20 日，台大學生何景岳及師大學生李元勳 2 人，因單車雙載被警方取締，雙方發生衝突，警方最後將他們移送至台北市第 4 警察分局拘留。這一回，警方終於勾起學生們的憤怒情緒，台大及師院兩校學生在當晚及隔日集結數百人，前往第 4 警分局前包圍抗議，要求警方釋放 2 名學生並道歉。最終，警方在群眾的壓力下，釋放了 2 名學生，並公開道歉。

3 月 29 日，台北市各大、中學校於台大法學院操場舉行營火晚會，訴求為「結束內戰和平救國、爭取生存權、反飢餓反迫害」，由於受到單車雙載事件的鼓舞，這些學生們普遍樂觀，認為「團結就有力量」，因此紛紛在晚會現場高呼反政府口號，讓國民黨政府定義這些人已被共諜滲透，「為匪宣傳」。當時的台灣省主席兼警備總司令陳誠獲知消息後，便下令要鎮壓這些學生運動。

4 月 6 日凌晨，陳誠下令警備副司令，228 事件在高雄屠殺上百人的「高雄屠夫」彭孟緝，率領警方前往台大、師大兩校「包抄」學生宿舍，當場逮捕上百名學生，當中以師大的學生居多，這也是「四六事件」的正式開端。

台大有傅斯年跟威權拼命，師大卻有謝東閔帶頭抓人

被逮捕的學生中，有 7 人被國民黨政府認為是「職業學生」而遭到槍決，少數學生被處以 1 年至 2 年不等的徒刑，還有部分學生因此出走中國。而在當局大幅度整頓學風的情況之下，讓學生思考開始趨向保守，「四六事件」也成為接下來延續數 10 年「白色恐怖」時期的濫觴。

而比起台大有傅斯年校長對著鎮壓學生的彭孟緝，說出「若有學生流血，我要跟你拼命」的名言，讓多數學生因此躲過警總的殘暴待遇。 時任的師大校長謝東閔倒是相當乖順，從「單車雙載事件」到四六事件爆發後均未曾護衛學生，甚至帶領警方進入校園搜捕學生，導致師大受創慘重，被捕學生是台大的數倍之多。

隨後，師大因屬省立學校，在四六事件爆發後遭陳誠下令「停止上課」，成立「整頓學風委員會」，所有學生必須重新登記。 校長則改由委員會的主任劉真接任，並改採「軍事化」方式管理，甚至安排「職業學生」混入學生當中壓迫學生思想 ，讓師大自日治時期承襲下來的自由校風不復見，師範體系的保守校風取向，也逐漸走向定型。

「四六」的陰影，壟罩的是整個台灣教育

四六事件、謝東閔，乃至於之後的劉真，這些人事物所帶來的傷害不只是遺留在師大校園中，更影響了台灣五十年來的教育生態。 過去數十年來，師範體系培育出的師資，延續了劉真所塑造的保守、封建的教學風格，再透過「國立編譯館」的教材審查，加強了我們下一代的保守意識。

慢慢的，我們對政治冷漠，我們的選擇不再多元，我們習慣馴化在理性和平的思考，排斥對抗權勢的衝撞。

直到前年洪姓下士的死，我們覺醒，直到去年那朵太陽花盛開，我們開始反抗。

回想這段歷史，再看看到目前為止還被台師大校方捧為「永遠的校長」的劉真，以及漸漸被世人所遺忘的這段過去，或許，我們更能體會人們在他的題字石碑上噴上四個「黨國走狗」大字時，是抱著什麼樣複雜的心情。

資料來源 https://buzzorange.com/2015/04/08/ntnu-46event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