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你們24到35歲的時候在做什麼？應該是為人生在打拼，但我爸爸人生最燦爛的時間就是在牢裡度過的。」著名報人吳三連的孫女吳文慧這麼描述因白色恐怖而被捕入獄的父親吳逸民，她說這是父親「喚不回的青春」，而這句話也成為文化部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新書《走過長夜》第三輯書名，全書以傳記文學方式收錄57篇受難者的生命故事。
國家人權博物館籌備處今(12)日舉辦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生命故事系列套書《走過長夜》新書發表會，本書共有3輯，包括2012年《秋蟬的悲鳴---白色恐怖受難文輯的第一輯》、2014年《看到陽光的時候----白色恐怖受難文集的第二輯》，及於今年出版的《喚不回的青春-----白色恐怖受難文集的第三輯》，共分為受難者本人親自撰寫或口訪的「親歷」及受難者家屬撰寫或受訪的「追憶」篇，以及從第三者角度來撰寫受難者生命故事的「側寫」，讓讀者可由不同面向閱讀受難者的生命故事。
今日的記者會，共有4位受難者家屬出席，分別為受難者吳逸民之女吳文慧、受難者施明德之女施又熙、受難者黃賢忠的女兒黃新華，及受難者歐陽文的女兒歐陽煇美，每個人對於白色恐怖及受難親人都有不同的回憶。
施又熙及吳文慧都談及受難者的「沉默」。吳文慧說父親出獄後絕口不提獄中生活，親戚也避免提及，一直到父親去世前接受口述歷史訪談，才讓她第一次了解父親的遭遇；施明德之女施又熙則談受難者家屬印象，她說很欣慰這幾年人權籌備處終於將焦點放到家屬身上，由於家屬須第一線面對社會大環境的指責，許多受難者第二代只能選擇沉默及退縮，陷入自我懷疑及責備中，她希望這套書籍能讓家屬走出負面情緒，拼湊出台灣當時的情況。
在獄中出生的黃新華說一直不知道母親也是政治受難者，自己是在獄中出生，而談及60歲終於拿到父親的遺書、得知父親是怎樣的一個人時，她忍不住激動落淚，說自己「第一次認識父親」。著名藝術家歐陽文的女兒歐陽煇美則說，白色恐怖受難經驗讓母親飯碗不保，母親曾經窮到將一顆饅頭分3餐吃，自己曾經嘗試過同樣的吃法，卻發現體力完全無法負荷。
人權籌備處主任王逸群說，這套書最難能可貴的地方在於一反過去以口述歷史的方式呈現，讓受難者本身書寫自己，讓年輕人更能深刻感受到白色恐怖的樣貌；此外，他也提到過去出版的相關書籍皆是政府出版品，外面書局及通路不易找到，這次特別找來玉山社合作，讓民眾能在一般通路取得，更能貼近受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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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白色恐怖的父親遺書延誤60年 她，在獄中出生 現在才懂…
電影《海角七號》中，載滿日本教師思念的情書在延誤60年後，終於送到戀人友子手中，稍稍彌補了當年無法圓滿的愛情；而在現實生活中，白色恐怖受難者黃賢忠的遺書，同樣延宕了60年才送到妻女手中，可惜部分遺書中囑咐的對象早已不在人世，女兒黃新華不禁悲歎「人生能有幾個60年？」
我是誰？我60歲才了解
「其實我很小的時候就常常問自己，為什麼我是這樣的一個人，我常認為我只要很努力的去想，就會知道我是怎樣的一個人，但我現在想了一輩子，還不知道自己是怎樣的一個人。」黃新華描述母親鮮少談及死去的父親，因此對父親及自己的祖籍在哪都一無所知，直到60歲那年拿到了父親的遺書，才更了解父親的理想抱負及他對母親的虧欠，而對自己的了解，也從60歲才開始。
黃新華的父親黃賢忠於1948年來台後，便任教於中壢義民中學，因涉桃園地區工作委員會中壢支部姚錦等案而被判死刑，並於1952年6月18日遭槍決，享年33歲；其妻楊環因同案遭判有期徒刑5年，並在獄中產下1女。
獄中誕生的女兒 住過孤兒院的人生
黃新華就是這個在獄中誕生的女兒。她在出席人權博物館籌備處新書《走過長夜》發表會時說，當初籌備處找上她，請她寫下與白色恐怖相關的故事時，她一直認為自己寫不出父親及母親的故事，因為母親從來不說，自己一直到初中才知道父親是因白色恐怖而死於槍決，到了中年才知道母親也曾經入獄服刑，而自己不僅出生於獄中，還曾短暫住過孤兒院，但這些都是長大後，才一點一滴從母親及其他難友口中拼湊出來。
「因為母親再婚，所以她一直覺得她虧欠我。她從來沒有跟我說過她曾經在牢裡待過，她真的沒說過，我一直到後來才從她的難友那裡聽說。我記得小時候常跟媽媽去看土城生教所那些阿姨，當時我不知道她也在那裡住過5年，我每次去我都很高興、很開心，因為那些阿姨都對我很好。我記得有個阿姨後來跟我說，她看到我在那裡生的，當時的我在他們看起來就是個新的希望，她們覺得小小的孩子在那個地方就是帶給他們生命的希望，但我什麼都不知道。」
談起幼時的經驗，黃新華的情緒顯得相當複雜。她說，自己最期待與母親一起去探望生教所阿姨，但一直到長大才知道母親曾經在這裡住過5年；而母親在監獄產下自己後，因擔憂監獄環境不適宜小孩而將她送到孤兒院，她以前常常懷疑為什麼夢裡時常出現1條很長很長的長廊，後來聽母親說自己曾待過孤兒院，才知道那條長廊並非夢境，而是孤兒院的長廊。
母親心中的痛再被翻開
而得知父親真正的死因，則是在國中時期。黃新華說，雖然自己很早就知道生父已過世，但她一直認為應該就是因為很一般的生病等等原因而去世，母親從沒主動提過、自己也不曾懷疑，一直到國中某次考試考不好被責備，忽然間就問母親父親到底是怎麼死的？母親才提起父親是白色恐怖受難者，當時不知道白色恐怖為何物的她，只知道父親被人認為親共而被槍決，而從小就敏感、善於察言觀色的黃新華，隱約感覺得到這是個「不能被提起的話題」，也沒再追問什麼。
因此，黃新華對父親的認知始終懵懵懂懂，一直到60歲那年，才透過遺書了解父親。那年，黃新華接獲國家檔案局通知，經過層層手續後，終於領到父親的遺書。她說父親的遺書很長，總共有10頁，寫給母親、舅舅還有叔叔，及在中國的哥哥。據說父親託付獄卒轉交遺書時曾說「秋瑾的遺書都可以給她的家人，相信你們也會把我的遺書給我家人」，但想不到這封遺書過了60年才來到他們手中，現在叔叔及舅舅都看不到了，而80多歲的媽媽記憶力也正快速衰退中。
黃新華說，遺書中留給媽媽和自己的篇幅並不多，大概只有1張明信片上短短的幾個字，而80多歲、記憶力快速衰退的母親幾乎什麼都記不住了，但看到父親寫的明信片，看完之後只長長嘆了一口氣，便將明信片折起來收好。黃新華說，雖然母親沒多說什麼，但她知道母親60多年來心裡的痛，又再一次的被翻開來。
透過這封遺書，黃新華才知道自己的故鄉原來是廣東陸豐，而非自己身分證上的地點。而很湊巧地，在接獲父親遺書後的2個月，在中國的哥哥就輾轉聯絡到黃新華，兄妹2人終於相逢；而相逢那年，哥哥就在黃新華生日的那天死了，一切的巧合，也讓黃新華認為好像是冥冥之中有一隻手拉著她走一樣。
寫下悲劇 希望未來別再發生
也是這封遺書，讓黃新華更了解父親的為人。她說，在遺書中，自己第1次看到父親對社會的理想及抱負，也確定父親在思想上「確實是一個共產黨員」。她說，在過去教育只有一個國民黨、小孩以為國家元首的職稱就是「蔣總統」、甚至說著長大要當「蔣總統」的時期，她認為父親不可能是「萬惡的共產黨」，自己也絕對不會是「匪諜」的女兒，父親勢必是被冤枉的，但到了現在，她才知道所謂共產只是制度的不同，而父親的許多觀念跟想法，都充滿了對社會的及熱情，都讓她只有敬佩2字可以形容。
也許母親的沉默，讓黃新華到了60歲才知道事情的全貌，但她卻相當感謝，她說覺得自己很幸運，畢竟「渾然不知也是一種幸福」，母親一切的努力，都是為了「讓自己的一生都是在愛裡面長大」，而她現在將這時代的悲劇寫下來，也是希望能讓後世年輕人有所警惕，期望不要再有任何政治迫害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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隱藏的共犯──白色恐怖加害者在哪裡？學者舉例：宋楚瑜
過去白色恐怖真相還原過程時常招致「看不見加害者」的批評，在16日《記憶與遺忘的鬥爭：台灣轉型正義階段報告》發表會上，有聽眾詢問是否該追究加害者責任？若加害者已去世又該如何處理？作者回應親民黨總統參選人宋楚瑜本身就是檯面上「非常活躍的加害者」，引發「加害者一定都是壞的嗎？」的論戰，作者之一的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黃長玲則認為一個民主體制不該依賴特定加害者個人良善與否，而要保障每個人的尊嚴及自由都能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
解嚴28年 首份《轉型正義階段報告書》出爐
一個社會在民主化之後，該如何面對過去威權政治留下的「產物」？南非民主化初期即成立「真相與和解委員會」面對，但在許多新興民主國家跟進後，台灣社會經歷藍綠兩黨執政卻遲遲不見相關動作，有鑑於政府轉型正義工作之緩慢，關心轉型正義者自行成立「台灣民間真相與和解促進會」，經歷了4年的規劃與努力，完成解嚴28年首份《轉型正義階段報告書》，集結中研院社會學研究員吳乃德、中研院法律所副研究員黃丞儀、台大政治系副教授黃長玲、東吳大學副教授陳俊宏及文史工作者李禎祥等14位學者專家，就歷史觀點、政治批判、口述史及受難者照顧等15個領域進行總檢討。
李禎祥：白色恐怖是國家制度性暴力對人民進行人權侵犯
李禎祥表示，在處理白色恐怖口述史的過程中，可以發現白色恐怖並非只有反共，影響族群更是不分統獨左右，也許並非所有判決書都是造假亂寫，但可以確定白色恐怖的最大公約數是「國家以制度性的暴力對人民進行不符合比例原則的人權侵犯」，可能只批評政府一句話就被抓去關了好幾年；吳乃德則說，轉型正義主要處理的是對人權的侵害，尤其是政治迫害，主要可以分為加害者追究、受害者賠償及歷史記憶保存3個階段，是相當細緻且敏感的政治工程。
會上有聽眾詢問，若加害者已死亡該如何追究責任？當加害者只是體制下的一環仍要清算嗎？作者之一的律師謝穎青表示，即使加害者已死，但若要追究真相，加害者責任「當然要清算」，因此加害者死亡與否並非是否追究的重點，而是眾人是否願意面對真相，他認為唯有透過體制內的司法審判，才能進一步追溯體制問題。
黃長玲：台灣加害者不願出面 嘗試訪問連連遭拒
黃長玲表示，過去許多人認為政府隱瞞判決書因此找不到加害者，但在追訴檔案的過程中，其實可以看到決策機構層層簽章，但當只有一個名字卻沒有周邊訊息時，這個名字是沒有實際意義的，要透過政府力量才能找到加害者；吳乃德也回應，在台灣的歷史記憶中加害者這塊是最空泛的，台灣的加害者不像智利或阿根廷願意出面接受訪問，過去團隊也曾經嘗試訪問加害者卻連連遭拒訪。
即使大部分人對找出加害者一事抱持悲觀態度，但李禎祥卻提出一個有趣的人選。李禎祥說，宋楚瑜就是檯面上「很活躍的加害者」，宋楚瑜目前仍活躍於政治舞台上，但台灣人卻對宋楚瑜相當寬容，他認為宋楚瑜應將自己先前做過的所有事情都公布出來，坦白從寬，讓其他加害者一起跟進；現場聽眾接著建議作者團隊應直接訪問宋楚瑜作為加害者的案例，黃長玲說目前暫無相關計畫，但未來可以帶回團隊討論。
現場另一位聽眾分享自己的家族經驗，他提到自己的爺爺過去擔任警察，是外人眼中的「加害者」，但爺爺告訴他當時自己的行事原則是「想辦法為政治犯留一條活路」，因為為對方留一條活路便是為自己一條後路，而也有許多軍法機構人員因內鬥等因素而由加害者轉變為受害者，他提醒社會大眾，加害者與受害者的界線相當模糊，而加害者的心理也相當複雜，很難一概而論。
加害者、受害者 界線相當模糊
對此，吳乃德表示加害者及受害者的界線的確相當模糊，不該「用一個模子套用在所有人身上」，但黃長玲進一步提醒，雖然許多受害者在訪談時會特別提及加害體系中對他們付出善意的人，她認為人性中本來就有這個部分，但談轉型正義時應反省及思考的是「是什麼樣的社會體制逼迫無辜的人必須依賴某些人的善意 才能夠得到一個較為合理的對待以及尊嚴？」
黃長玲強調，在一個民主體制中，背後真正追求的是每個人的尊嚴及自由都該能自動得到一定程度的保障，而非依賴某個人特定的善良才能得到，她認為轉型正義應站在這個角度思考，而不該讓加害者的個別善意掩蓋了對整個加害體制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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