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318公民佔領國會行動」，在我們憲政秩序中的定位或角色是什麼？
從三月十八號到今天，「318公民佔領國會行動」已經延續了二十天。首先我要邀請大家一起想一個問題：學生佔領國會、年輕人佔領國會、公民佔領國會，這個單一和延續至今的行動，在我們的憲政秩序中的定位或者角色是什麼？
許多朋友，可能已經長期參與各種政治和社會爭議活動：公民演講和論壇、文化抗爭、街頭遊行、靜坐抗議、公民不服從、佔領行動。當我們進行這些爭議活動時，我們作為個別公民或者公民團體，除了和社會進行公共溝通，我們基本上處於一個憲政秩序中下位者的角色，對抗那些擁有行政權和立法權，在上位統治我們的掌權者。我們由下而上，對掌權者進行騷擾戰，迫使掌權者因為他們的政治計算而讓步。
可是，「318公民佔領國會行動」，在短時間內、局部、動態地、不穩定地，翻轉了公民行動在憲政秩序中的角色和位置。
兩年前美國Wisconsin州的州議會，被社會抗議者也佔領了十七天。可是，318佔領行動佔領的不只是州議會，而是國會。這對世界來說意義完全不一樣。
「318公民佔領行動」佔領的是什麼？要類比的話，是美國的國會山莊，美國國會大廈。美國國會山莊的英文叫做United States Capitol。這是什麼意思？意思是說，這是整個美國最重要、最核心的一棟建築物。美國民主憲政的心臟。
所以，這裡、這棟建築物，這不是普通的建築物，這裡就是Taiwan Capitol。整個台灣最重要、最核心的一棟建築物，這裡是民主政治的象徵，民主憲政的核心。這裡就是台灣民主憲政的心臟。
因此，「318公民佔領國會」，不只是社會運動、公民論壇、遊行靜坐、不只是公民不服從、民主抵抗，不只是那些在全世界發生的各種佔領行動。
他的本質是一個公民收回國會的行動。我們英文應該叫他：The 318 Citizens’ Reclaim of Capitol.
「318公民佔領（收回）國會」最大的意義是：佔領國會的公民「象徵性地局部否定了」現行的「民主憲政」體制。象徵性地局部否定了國會、總統、行政院、行政權的正當性。當然，「318國會佔領」不是否定全部的憲政秩序。因為國民主權就是我們憲政秩序的最高原理。
「318國會佔領」宣告行政權和立法權失去（局部）正當性。因為他們嚴重違反了我們憲法中最重要的普世上位原則：國民主權原理、分配正義原則、權力制衡和基本權利保障。現有的下位階的憲法機制（政府體制和兩岸關係的界定）和法律（不僅包括監督機制，還包括相關民主的選罷法、政黨法、黨產、公投法），完全無法制衡，總統、國會和執政黨違背這些憲法上位原則。
黑箱版服貿協議，只是揭露了三個被常規化的基本事態邏輯，嚴重侵犯了我們憲法的普世上位原則。兩岸政商權貴聯盟的支配邏輯，違反了基本分配正義、民主參與、基本生存權（包括維護基本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權。行政權膨脹成失衡巨獸的政府和法律架構，違反了權力制衡。國家被兩岸政黨私有化的運作過程，違反了實質國民主權原理。以上三個邏輯都創造了拋售國民主權的幽暗空間，威脅了國民主權的根本存在條件。
是這些恐懼、憤怒和擔憂的明亮火焰，驅使年輕人和公民出來堅定地佔領（收回）國會。張慶忠的三十秒，徹底揭露了整個遊戲規則背後長期的巨大醜惡結構。三十秒如洪水潰堤，總統、行政院和國會瞬間失去了基本的政治正當性。
「318公民佔領國會行動」不僅有局部否定行政和立法權正當性的象徵意義。兩個多禮拜來，透過佔領國會行動的延續，一個個事件的發展，和人民的動態互動，這些象徵意義正在一步一步轉化為一定的實質意義。當然這些實質意義是有限、局部、不穩定的。
大家都記得林飛帆說：「總統，請接受人民的指揮」。當他在那個時刻，說出這句話時，多數人民是認同這句話的。林飛帆說出這句話，並非偶然。而是國會佔領行動，確實在這些短暫的時刻，有足夠的「正當性」，站在總統之上，代表人民指揮總統。公民們邀請國會議員簽署切結書的行動，和林飛帆表達的意思一樣，也是在說：「國會議員，請接受人民的指揮。」而多數的人民是認同這個行動的。
因此，參與國會佔領的公民，不只在象徵意義上，而且在一定的實質意義上，兩個禮拜多來，在我們的憲政秩序中，站在總統和國會之上。
我們接下來要問，多數人民認同國會佔領行動，他們支持的是什麼？他們支持「佔領國會公民」擁有什麼權利？人民不是支持這些公民行使總統的權利，也不是支持這些公民行使立法委員的權利。
當人民同意林飛帆說：「總統，請接受人民的指揮。」、「國會議員，請接受人民的指揮。」。人民支持這些佔領國會公民，是支持他們擁有一個站在總統和國會議員之上，這個憲政平面、憲政位階的權利。
參與國會佔領的公民們，很可能不習慣這樣身份的轉換。可是，這或許是台灣公民運動史上第一次，不再是消極地從下而上騷擾掌權者。公民佔領國會這個行動，已經在憲政意義上，站在總統和國會議員這些掌權者之上。佔領國會公民，現在開始，要更積極地對自己和國家扛起負責。
貳、為什麼佔領國會公民，可以宣稱擁有國民主權者這個mandate，也就是說，這是一個the people speak的時刻？
所謂在憲政秩序上，「佔領國會公民」站在國會和總統之上，是什麼意思？
在我們近代的政治理論中，如果你去翻遍所有的書，你會發現，什麼時候「人民」站在國會和總統之上？那是the people出場的時候。所謂的民主，就是rule by the people,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The people，就是「人民」，也就是「人民主權者」、「國民主權者」。
什麼是the people? 在平常的時候，我們作為個別的公民和團體，我們只是被統治的個別子民。頂多，我們在選舉那天，好像做了主人。可是選舉過後，我們又立刻被政治人物背叛。我們平常的時候，不是the people。不是「國民主權者」。只是個別被統治的子民。
什麼叫做the people，什麼叫做「人民主權者」、「國民主權者」？主權者是一個政治社群，一個國家，所有政治正當性的泉源。所有政治和法律權威的最高來源。他是最高的政治力量，所有其他力量都來自於他。
依照民主政治和我國憲法中的國民主權原理，立法院和總統的權利，都來自於the people，也就是「人民」的授權。在我們的憲政秩序中，「人民」是主權者，他站在國會和總統之上，也站在憲法之上。「人民主權者」透過每個人的同意，簽訂社會契約，決定我們最基本的生活方式。「人民主權者」也制定憲法，決定政府體制，託付我們的意志給政府和國會執行，授予正當性給政府和國會去執行他們的權利。
當佔領了國會那一刻起，當人民支持佔領的那一刻，當人民支持佔領國會公民，以「人民」之名指揮總統和國會議員的短暫時刻。佔領國會的公民們，所站的憲政平面，這個位置就是國民主權者的位置，就是the people的位置。
當然，有各種不同的聲音、名嘴們，質疑佔領國會公民，不能完全代表「人民」。這是一個假問題。「人民」千變萬化。沒有人可以代表人民，可是每個人，總統、行政院長、國會、名嘴、媒體和所有職業政治人物，都宣稱他們在代表「人民」。所謂的「人民」，本來是一種宣稱和主張的競爭。
「國民主權者」或者「人民主權者」的實體或真身，從來沒有在歷史上存在過。古典的國民主權論，在這個意義上，需要被改進。我們有的只是在政治、權力和道德正當性的場域中，各種試圖代表「國民主權者」的宣稱和主張的競逐。沒有一個完美的民主制度，讓我們早上打開眼睛，就可以安心指認「國民主權者」在哪裡。「國民主權者」在哪，必須來自於每一個人內心，對各種主張和宣稱的判斷。「國民主權者」最終座落在每個公民的內心。
「佔領國會公民」，不會是「國民主權者」的實體或真身。但是，「佔領國會公民」，這兩個多禮拜，卻有足夠的mandate，站在「國民主權者」這個憲政平面說話，握有門票進入競逐代表「國民主權者」的場域。Mandate是什麼意思？它最原始的意義是天命，但是在民主社會，mandate就是全民的付託。
真正的問題是：為什麼佔領國會公民，有這個mandate（全民付託），站在「人民主權者」的憲政平面做出「主張」？這不是隨便得來的。憲法學者、總統、行政院長、立法院長、政黨主席、資本家、兩岸政商權貴聯盟，都沒有站在「人民主權者」憲政平面的mandate。他們都沒有這樣的道德和政治的正當性高度。他們頂多只有他們身為總統、國會議員等等身份，擁有的權限和他們宣稱的民意支持。
「佔領國會公民」擁有的mandate，只是競逐「國民主權者」的說話權，而不是說，他們已經實質擁有了國民主權者的mandate。然而，要擁有競逐「國民主權者」的mandate，需要三個非常嚴格的條件：
第一、制高的道德正當性。「佔領國會公民」擁有比總統和國會更高的道德正當性。
「318公民佔領（收回）國會」行動，擁有制高的道德正當性，有兩個原因：（一）我們的總統和國會，嚴重違背了憲法的普世上位原則，進行未經人民同意的巨大財富重分配、無限膨脹行政權、和製造拋售和威脅國民主權的空間，我們沒有任何制衡機制，可以在造成巨大、無可挽回的傷害之前，矯正他們。他們的行為，自我貶抑到失去統治的道德和政治正當性。（二）佔領國會公民的訴求，必須一致性地符合國民主權者的道德構成條件。包括訴求的憲政、法律和政策，必須給予每個公民平等的道德考量、必須能預期擁有平等政治影響力的公民們，都會合理同意這些訴求。如果失去這幾個條件的話，「國會佔領行動」就會失去道德正當性。關於國民主權者的道德正當性構成要件，我會再回來補充。
第二、充分的政治實力。五十萬人民上街頭，民調也顯示，有超過半數的民意認同佔領國會行動，這就是佔領國會公民的政治實力。只有道德正當性，沒有政治實力，「佔領國會公民」不會擁有站在國民主權者憲政平面的mandate。
但是，這也顯示了兩個「國會佔領行動」要挑戰的困難：（一）民意的認同是一個動態的社會過程。「收回行動」會面臨國民黨撲天蓋地的資本、權力和尋租媒體的徹底反擊。（二）要解決第一點困境，我們必須把「認同」國會佔領的民眾，轉變為「參與」國會佔領的公民。讓「國民主權者」平面的「宣稱」競逐，從象徵性變得更具有實質性。這需要非常有創意的活動設計。如此可以相當程度抵抗媒體、權力和資本對「收回行動」的攻擊。
因為政治實力是一個動態的社會過程。「佔領國會公民」宣稱的國民主權者平面的mandate，一定只是部份、暫時、不穩定，可能即時散去的。這都無妨，也是民主常態。但是，一方面，我們要盡力擴大民眾的「認同」和實質「參與」；另一方面，我們要準確地知道在這段有限、寶貴的時間內，作為「國民主權者」的基本任務有哪些，去完成它們。
這樣動態、局部、不穩定的「人民主權者」，也是台灣經驗和古典主權理論不完全相符的地方。古典理論中的主權，具有最高性和不可分割性，他擁有所有不可分割的權力，只能由他來決定他下位的權力的分割和安排。可是因為佔領國會公民的「國民主權者」憲政平面門票，來自於暫時、局部和不穩定的支持。導致他只能針對局部的憲政體制、法律和政策（也就是上面提及的造成黑箱服貿爆衝，背後的整個憲法、法律和政策結構），做出「國民主權者」位階的主張。這再度說明了，「佔領國會公民」，不是傳統的實體主權者，而只是站在主權者憲政平面的主張競逐者。
第三、人民支持「佔領國會公民」站在「國民主權者」的憲政平面。因為總統和國會明顯違背了憲法中的普世上位原則，所以人民允許「佔領國會公民」說：「總統，請接受人民的指揮」，「國會議員，請接受人民的指揮」。
「318公民佔領」擁有這三個條件：制高的道德正當性、充分的政治實力、和人民對國民主權者的憲政平面的支持。這是為什麼「佔領國會公民」有門票，進入「國民主權者」這個最高的憲政平面，競逐主張。
在民主憲政正常運作時期，「人民」作為一個主權者是隱性的、惰性的、消極、被動的。The people平常do not speak，是不講話的。平常時期，「國民主權者」憲政平面，這個憲政球場是空曠、沒有玩家的。「人民」讓政府和國會議員代表他們行使他們的付託。
可是，當國會和政府明顯違反人民付託的時候。當人民驚恐地發現常規民主體制，無法即時避免「巨大之惡」、避免「無可挽回地傷害」，如此明顯違反人民付託的缺失的時候。「人民」、「人民主權者」就必需要出場。人民開始積極說話。The people speak! 參與國會佔領的公民們，這兩個多禮拜，在立法院內外不停演講、討論，和總統、行政院長和國會對話，和人民對話，就是the people在積極說話，積極活動。這時，我們的憲政秩序開始進入一個非常時刻。「人民主權者」變成了是顯性的、活動的和積極的。人民說話了。
在這樣的非常時刻，最偉大的民主政治哲學家會說什麼？洛克是一個英國哲學家，他是影響美國革命最重要的思想家。他會說，因為政治社群的最高政治權力只能有一個。當人民出場時，when the people speak，行政權和國會就瓦解了，因為「人民主權者」拿回了他們原本的付託。
盧梭，影響法國大革命最重要的思想家。盧梭會說，「人民主權者」出場，也就是「公民大會」出場的時候，所有的政府活動和行政權都要暫時終止。我們立法院內外舉辦各種公民審議會議、人民議會，不是偶然，這是「人民主權者」的自然邏輯，我們就是在進行一場盛大的公民大會。
當「國民主權者」出場的時候，所有的行政權和立法權都被拿回付託，或者瓦解、或者暫時終止、或者必需接受人民指揮。這樣的非常時刻，盧梭很平凡地叫它「公民大會」。可是，洛克叫他什麼？大家知道洛克叫他什麼嗎？革命。
「318公民佔領（收回）國會行動」是公民大會？還是革命？
答案很簡單。如前所論，「佔領國會公民」不是古典意義的實體國民主權者，只是站在「國民主權者」憲政平面的主張競逐者。因此我們無法完全套用洛克和盧梭的主張。他們的主張，只是給我們這樣的啟示：「318公民佔領（收回）國會行動」該類比的對象、格局和意義，是民主憲政中，「人民主權者」出場的時刻。
參、我們現行的憲政體制和法律，只會愈來愈遠離「國民主權者意志」。因為憲政體制和法律漏洞，難以抵抗中共黨國帝國主義不斷加強的支配。
「佔領國會公民」，今天以「人民主權者」的身份出場，並非偶然。很不幸地，今天的行動幾乎是必然。因為，我們從反媒體壟斷以來，已經知道台灣真正面對的危機和困境，不是中國人民，而是中共黨國帝國主義的支配。
帝國主義是什麼意思？人們常常拿帝國主義來亂罵人，美帝、俄帝、日帝。在政治學上，帝國主義有一個非常明確的定義。當你的國家的統治階級或統治集團，他們能夠維持他們統治權力和地位的根源或基礎，必須來自一個外來的政治勢力支持，而不是來自本國人民的支持，你的國家就是被這個外來的帝國主義勢力支配。
這是一個客觀的支配結構。就算我們的執政黨和政治人物，沒有這樣的狼子野心。可是客觀的支配和誘因結構不需要討論主觀意願。這個客觀的結構，從上次總統選舉看來已經存在。中共的黨國帝國主義不斷在加強對台灣的支配。
台灣社會這幾年來累積的抗爭過程，事實上，已經發現，現行的憲法、政府體制和法律，在面臨中共黨國帝國主義支配時，都不足以確保我們的「國民主權者意志」被實現。
什麼叫做「國民主權者意志」？大家要知道，「國民主權者意志」，不是任何民意調查或者多數決而已。不是說，民意多數支持我們，我們就是「國民主權者意志」。「國民主權者意志」必須具有制高的道德正當性，符合三個基本道德條件：
第一、「國民主權意志」，要求所有的基本制度、法律和重大政策，在重大的利益、權利和負擔的分配上，都必須真正給予每個人平等的道德考量，不管是富人、窮人、身心障礙、鰥寡孤獨，都給予平等的道德考量。這就是憲法上位原則中的分配正義原則、生存權和工作權。
我們樂意進行兩岸經貿、文化和社會交流。但是我們要審慎因應，交流效應帶來一場未經人民同意的巨大財富重分配、生活方式的劇烈改變、和政治權力的巨大重分配。我們現行的下位憲法體制和法規，完全沒辦法抵抗中共黨國帝國主義支持的兩岸政商權貴聯盟，掠奪我們的分配正義、基本權保障和基本生活方式。
第二，「國民主權者意志」的形成，必須給予每個人真正平等的政治影響力，不只是每個人有一票，而且要有真正平等的影響力。可是我們看到海峽兩岸政商權貴聯盟擁有的政治影響力，遠超過我們其他個人公民和群體。
第三，「國民主權者意志」，必須真正獲得每個人一致的同意。這要如何可能？任何事情都無法獲得所有人一致的同意。可是，在民主社會，大家一定會同意前面說的兩個條件：每個人都必須被平等道德考量，每個人都要擁有平等的政治影響力。
也就是說，當我們要「主張」任何「國民主權意志」的時候（任何「國民主權意志」都是「主張」的競爭），我們要考慮，「在給予每個公民平等道德考量，以及每個公民擁有平等政治影響力的前提下，預期每個公民都會合理同意的內容是什麼。」符合這些前提，才能是我們作為「國民主權者」的主張。其實這也就是「公共性」和「公民性」的真正意義。我們要訴求的任何憲政、法律和政策的主張，都必須符合這些原則。
這樣的「國民主權者意志」，聽起來像空中樓閣。我們怎麼可能真正獲得每個人的同意，怎麼可能給予每個人平等的道德考量，怎麼可能給予每個人平等的政治影響力？但是我們相信透過比較好的憲法、基本制度、民主制度、法律規範和公民教育，我們可以盡量試著不斷接近「國民主權者意志」，雖然我們也許永遠不能完全實現它。
剛才說到，「佔領國會公民」有制高的道德正當性。這樣的道德高度來自哪裡？只能來自，我們試圖去實現，我們上面說的「國民主權意志」的三個道德條件。「佔領國會公民」的每個行動，都必須在致力促進這三個道德條件的實現。
雖然我們也許永遠無法完全實現這麼理想的「國民主權意志」。但是我們知道現行的下位憲政體制、相關法律和政策，在中共黨國帝國主義不斷強化支配的情況下，我們完全無法以任何方式，接近「國民主權者意志」，而且只會愈來愈遠離它。
這是為什麼從以前到現在，所有的運動，總有一天，我們必需要以「國民主權者」的身份出場。這是我們面臨的處境的必然，不是偶然。這也是為什麼佔領國會公民，以「國民主權者」的身份出場，被這麼多群眾支持。我們發現，人民也發現，面臨這麼險惡的處境，「人民主權者」必需說話。The people must speak，必須收回他之前交付的付託。
這是不是藍綠之爭？除非藍的定義是接受中共黨國帝國主義支配，不然，這應該是反支配的所有中華民國公民、台灣公民都必需說話的時刻。「318公民佔領（收回）國會」是一場台灣政治板塊的深層變動。想要操弄成傳統藍綠鬥爭的政客和論述，都是迴避我們共同面臨支配處境的作為。
肆、主權者的工作是什麼？
「人民主權者」出場，真正屬於他的工作是什麼？真正被期待的工作是什麼？不只是換掉某個政府官員、國會議員，也不只是修改或訂定某個法律或條例而已。「佔領國會公民」，並不打算完全否定我們的憲政秩序，只透過合理的政治壓力行動。
「國民主權者」出場真正的工作，是凝聚全民的意志和向心力，重新簽署一個，每個人都會合理同意的，屬於全民的「社會契約」。
所有的民主國家，都有一個核心的社會契約，這是全民充滿感情認同、活生生的「基本生活方式」，活生生地活在每個人的內心。它通常以憲法的形式出現，可是他也以重大政策取向的形式出現，像羅斯福的新政，大規模的社會福利，也是一種社會契約。
我們作為「人民主權者」的基本任務，就是要去renew，去更新我們這個社會最根本的社會契約，更新我們每個人和每個人之間最深的約定。我們要重新釐清人民的基本權利、確立重大利益、權利和負擔分配的公平原則、政府體制、和兩岸關係。我們希望經過這些修正和釐清，接下來的民主憲政運作，可以實現能夠去逼近「國民主權意志」的正常民主憲政體制。
我們希望我們the people不需要一直出來說話。我們之所以出場，是因為我們希望我們最好不要常出場。
這是人民的心和渴求，我們需要一份新的社會契約，要一個新修訂的憲法，團結起來，凝聚起來，一起抵抗我們面臨的支配。這是為什麼，除了對黑箱版服貿內容的質疑，對先立法後審查的訴求，「佔領國會公民」還要求召開公民憲政會議，甚至訴求修訂各種優化民主政治的法律（黨產、政黨、選罷法、公投法）。
有人可能問說，如果馬政府不接受公民憲政會議的要求，怎麼辦？沒關係，那我們民間就自己辦。我們就下鄉，319個鄉鎮，一個一個下鄉辦鄉鎮公民憲政會議，辦得熱熱鬧鬧，然後再回到中央用母體抽樣的方式，再辦一個中央級的超級公民憲政會議，提出我們整個民間、所有公民經過各種討論，對憲法修改的主張。我們讓國民黨他們自己去玩選舉民主，我們用選票教訓他們。但是我們也為民主開拓了一個新的場域，用審議和憲政公民會議的方式實踐民主。
因為我們現在以佔領國會的「國民主權者」的憲政平面高度，丟出公民憲政會議，我們也已經為了未來的公民憲政會議，提供了主權者位階的道德正當性和政治動能。即便我們今日退場，離開了國會，未來的公民憲政會議，都會有足夠的道德正當性和政治動能，繼續延續下去。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已經在最關鍵的地方，成功了。
而且，我們今天站在「國民主權者」的憲政平面提出這個訴求，這一定會是我們憲政史上最重要的歷史紀錄。即使我們一時沒辦法實現公民憲政會議，在我們的憲政史上，未來一定會有新的人民，一代一代，不斷被我們現在提出的公民憲政會議鼓舞、啟發和召喚。一定會有一代一代的人，試圖完成這個理想。
伍、讓「國民主權者」從「象徵」轉為「實質」
最後，「認同」佔領國會的公民們，可以作什麼？
「佔領國會公民」在「國民主權者」憲政平面競逐主張的mandate，一定只是部份、暫時、不穩定，可能即時散去。遊走在象徵性和局部實質性之間。
但是，公民們可以盡量試著不僅是「認同」，而且更實質地「參與」佔領國會行動。讓佔領國會的「國民主權者」的意義，從「象徵性」意義，轉變為更具有「實質」意義，並進一步擴大和加深「實質」的內涵。當然，這也需要目前參與國會佔領的公民們，有創意地，規劃更多、更好的實質參與方式。
舉例來說，幾千人、幾萬人的公民大會，幾十萬人的公民大會，幾百萬人的公民大會，真正進行實質公民審議的公民大會（在電子時代，公民審議的公民大會甚至可以是網路的！）。各種各樣的公民大會！這些都是充實國民主權者實質意義的方式（當然也有其他方式）。
「佔領國會公民」終有一天會從國會退場。但是那一刻也是這場行動孵育的「認同」行動的心全面進場之時。公民們在這裡訴求的「國民主權者」的實質意義愈大，愈積極去實踐我們憲法的普世上位原則，愈能彰顯我們現行下位憲政體制、相關法律的破敗。愈能在退場後的政治場域，在道德正當性和政治動能上，促進「318佔領（收回）國會行動」目標的實現：我們要一份新的社會契約。
從象徵到實質地烙下「人民主權者」的足印，參與「318公民佔領（收回）國會」這趟短暫、驕傲的主權者航程的夥伴們，我們一起共勉。
（作者為美國芝加哥大學政治學博士）
留言列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