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們剝奪了太多年少歲月，對我而言，它們是被迫賣命辛勞的悲慘歲月，我不認為青少年所感受的悲慘會比成人更少。」這是被稱為阿拉伯勞倫斯的英國作家兼軍人T. E. Lawrence，在回顧中學的歲月、那些為了進大學拼命準備會考的日子，所發出的感慨。
台灣一年一度的大學學測剛結束不久，相信許多考生會對勞倫斯的這番話感到心有戚戚焉。
這個說成年人無法感受青少年辛勞的人，不是一位好逸惡勞的人，而是一個樂在挑戰自己體力、意志力極限的人，是一位橫越連當地人都認為不可能穿越的Nefud沙漠的勞倫斯。勞倫斯並不是不愛讀書，相反地他相當熱衷學習，但就連他這樣一位熱愛學習的人，都厭惡中學會考的辛勞，更不要說對以考大學為主要知識模式的學習沒有太大興趣的人，他們一定處於更嚴酷的情境。
不管台灣學生對於以拼大學為主流的知識是否感到興趣，他們普遍相當勤奮，平均學業成就很高，在國際學業評比各項測量中經常都是前幾名。以最近2013年OECD（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公佈2012年國際學業評比分數PISA（program for 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台灣15歲學童平均數學分數排名65個國家的第四名，閱讀能力排名第七名（從2006的第16名巨幅上升），經濟學人雜誌將之歸於亞洲人勤奮的特性（數學和閱讀的前五名都是亞洲國家）。這樣的成就也顯示，不論大家上哪些大學，我們的教育體系可以培養出世界上最好的人力素質。
【台灣中學生的學業測驗能力都名列世界前茅，但為何薪資卻是殿後的？】
但是，我們的經濟體系、勞動力市場用什麼來回報這樣的辛勤學習、高能力的人力素質？眾所周知，台灣薪資水準已經和經濟成長脫鉤，過去十二年來，平均經濟成長率為4%，薪資就是不漲，由下圖的年度曲線變化可以看得到，當經濟好時不加薪，經濟不景氣，薪資立刻滑落。
資料來源：主計處 國民所得統計常用資料
這樣的趨勢影響最大的是年輕人，根據主計處公布的統計，2013年前七個月，除65歲以上所得者收入持續增加外，其餘年齡層所得均下滑，其中，30-34歲所得收入者，平均年所得58.26萬元；40-44歲所得收入者平均年所得71.16萬元，均不如 16年前（1997年）時的水準。這樣的情況已經持續十多年，經濟學家通常看好市場機制會在長期達到均衡，但有些經濟學家也失去耐心、不再指望單靠勞動力市場運作，就可以給薪資大眾一個合理的工資，有些呼籲政府以政策幫薪資大眾爭取應得的薪水。
這幾年的考生，就是在過去十數年薪資低落的經濟氛圍中長大，多數人並沒有氣餒，可能因此而更努力，希望進入大家心目中的好大學，以便日後賺取更高的薪資，為此付出辛勞的年輕歲月。但這些大學主其事者能夠珍惜這樣的人才嗎？ 2011年正當社會普遍對於大學生起薪10年沒有漲反而跌到22k、而對企業給薪水準提出質疑時，當時的台大校長李嗣涔寫了一封給台大畢業生的信，要同學出社會別只看薪水，結果輿情嘩然。想不到那時的教育部長吳清基立刻大力呼應，並要學生檢討自己多多加強專業教育、培養工作態度還要建立國際觀等。過了幾年，主其事者換了人，討好雇主的言論並沒有改變。2013年台大新生入學典禮結束後，媒體詢問當時台大新任校長楊泮池大學畢業生薪資過低的問題，楊校長顯然完全服膺市場機制，他說假如能力好，即使進職場的起薪低，也不用太在意，因為很快薪水就會上來。他還怕大家不懂他的意思，又追加一句，如果沒有能力，每個月薪水22K都太高。
這樣一面倒向企業、雇主的言論，對企業、對雇主可能會有短期利益，但長期來看卻是災難一場。台灣的年輕人已經大量出走到別的國家去工作，人力資本越高的人越可能出走，根據OECD最新的一項調查，台灣人外移的人口中大專畢業生的比例是六成，比率世界第一，比大家熟知的印度高技能人才外移的情況更嚴重（印度大專畢業生是外移人口的五成）。
啟動遷移的動機通常被分為推力和拉力，如果原居地並沒有適當的工作只好外移，這時推力大於拉力，如果原居地有適當工作、但外國有更好的條件，這時遷移主要受拉力影響。根據我對遷移到中國工作者的研究，越來越多是推力的影響、而不是拉力的作用。過去，台灣遷移中國工作者以專業中產階級為主，那些在台灣原本工作條件不錯、想要到中國有更大發揮的中年資深工作者，是希望更上一層樓的企圖心，使得他們遷移到中國。
然而，近年來，遷移者出現一種新的類型，那就是資淺、甚至剛畢業的年輕人，基於台灣薪資水準低迷，以及就業市場局限，找工作也以中國工作市場作為試金石。還有一些人，他們從歐美國家取得學位之後，想直接回亞洲工作，第一站首選幾乎都是中國。他們到中國工作受推力影響大於拉力，因為回台灣仍然面臨低薪的就業市場，留學的邊際效益非常有限。
但這並不代表台灣企業不缺人才，美國人力資源公司萬寶華，針對企業徵才困難度進行調查，目前亞洲地區台灣企業徵才困難度僅次於日本。發生了什麼事？2012年商業週刊（編按：今周刊）一篇報導「22K逼走台灣高材生」，引述獵人才公司主管晉麗明的以下觀察值得在此轉載覆述:
幫企業找人才時，一開始老闆都很有氣魄地說，薪資福利無上限，找到對的人最重要。等找到人了，老闆就會說:「跟他說，請他共體時艱，薪水能不能降一點？」…「人家都還不認識你，也不是你栽培多年的老員工，怎麼叫人家共體時艱？」
「他們只是想找人力，不是找人才。」這是這位獵人才主管對台灣雇主一針見血的看法。
◎低薪資對於經濟發展的破壞效果
在台灣有志難伸的人，許多去了中國，根據中國2010年的普查資料，台灣在大上海地區（包括昆山）已經有七十萬人。中國對於台灣移居者的出入、居留、就業、就學等採取越來越鼓勵與整合的政策，在目前的政策架構下，台灣人來往、長期居留、就業、就學幾乎沒有太多的障礙，這樣的寬鬆政策自然使得台灣人將尋找工作的範圍擴張到中國（曾嬿芬，吳介民，2010）。就這樣，台灣的教育體系培養出的人才白白送給中國，中國可以說不花半毛錢就取得全世界最好的人力資源。
台灣主政者對此有什麼對策嗎？ 2011年馬總統認為台灣人才流失已成為國安問題，指示國安會委託數所大學及智庫組成專案小組，研究台灣人才赤字問題，由馬總統聽取研究報告之後召開會議所強調的焦點全部集中在科研人才，卻不見針對大量中產專業外流現象的討論和對策。
持續的人力外流對台灣企業已經造成壓力，台灣的歐洲商會最近的一項《2014台灣薪資與就業預估》調查報告指出，受到中國對台灣人才的磁吸效應，有4成企業認為台灣今年仍將面臨專業人才短缺情況。該報告也指出，薪資偏低是台灣人才外流主因。在這項報告中，台灣歐洲商會呼籲台灣政府與企業正視低薪造成對經濟毀壞性的效果。
美國也面臨資本利得與勞動所得比例越來越不均衡的情況，許多經濟學家紛紛指出市場機制無法挽救這樣的失衡。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教授克魯曼（Paul Krugman）綜合許多研究指出：「更多小孩接受大學教育，以恢復往日中產社會的看法其實是一廂其願。大學學歷已經不再是獲得好工作的保證，以後更是如此。」在這篇2011年題為 Degrees and Dollars的文章，他是這樣做結論的：
如果我們想創造一個繁榮廣泛共享的社會，教育並不是答案；我們必須直接著手打造這種社會，必須重振勞工過去30年來逐漸失去的集體談判權，以使一般勞工與超級明星得以享有爭取良好待遇的談判權力。我們不能為了追求目標而只是讓勞工接受大學教育，它已經不保證可以獲得那種可能消失或不提供中產階級薪水的工作。
當經濟學家呼籲要靠公民社會的力量，來扭轉一面倒的經濟分配，著眼點不只是社會正義，同時也是立基於經濟考量，在總體經濟上，惡化的經濟不平等本身會削弱總體需求、不利於經濟景氣。在個體動機上，一個日益不平等的社會，也削減一般人努力的意願，分析美國1%富人得到幾乎所有經濟復甦的大餅之後，克魯曼提到這樣的威脅：「在這個社會裡，愛拼就會贏的理想和少數人壟斷經濟果實的現實之間的鴻溝，正讓人產生深深的挫敗感。」另一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史迪格里茲（Joseph Stiglitz）在近作<不公平的代價>中更指出，分配不均導致經濟體系不穩定，這樣的社會掉進向下沉淪的惡性循環中。
誰能阻止這樣的惡性循環？答案很難是個別企業，在台灣，目前的趨勢已經證明了，企業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壓低工資，犧牲多數人的利益，結果是重創愛拼才會贏的動力、並造成大量人力流失的局面。
【參考書目】
曾嬿芬，吳介民（2010）。重新思考公民身份的政治面向：移居中國之台灣人公民身份政策為例。政治與社會哲學評論，32期，p.93-P.143。
原文：http://www.cw.com.tw/article/article.action?id=5056006&page=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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